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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准备告谁?
2020/8/21 14:57:49 来源: 《世界博览》


法律并非美剧 别给自己加戏

作者:车耳

导语:维权意识提高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最好不要发展到人与人之间极端化、刻薄化。其实在西方法律界,无论过去和现在,法院并不总能伸张正义、抑恶扬善,有时既不能证其对也不能证其错……

现在国人法律观念越来越强,纠纷后动辄会以“我告你”相威胁,就像之前大家习惯说的“我找你们领导”一样。这让我想起20年前在美国工作时遇到的情景,那种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同时却有些令人提心吊胆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判决的夸张

1990年代中后期,我从工作多年的法国转到美国,到了纽约这个世界人种大熔炉,开始努力适应新的生活。纽约和巴黎的工作和生活气氛都大相庭径,在法国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什么官司,周围的朋友也是如此。而到了纽约,翻开当地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厚厚的一叠,扑面而来的一半都是广告,广告占的篇幅甚至大过正文,而广告中数量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律师的广告。那些“滑倒跌伤不用愁、请找某某律师楼”的广告词琅琅上口,令人印象深刻。一时间你会觉得纽约是个遍地都可以捡到黄金的城市,因为有那么多赚钱的可能,也有那么多助人为乐的律师,连摔个跤都有人帮。

之后亲身接触发现,美国有太多的律师,他们彬彬有礼,见面时会十分耐心听你讲述,个个都像心理学家,这让太希望被指点迷津的你恨不得掏心掏肺。但是之后他们可能毫不犹豫寄来一个让你惊掉下巴的账单,想不支付都不行,因为他们就是干这个的。当然,如果觉得你的案子没有价值赚不到钱他们就会弃如敝屣,不再理睬。以后你自己一厢情愿再打电话,碰到的都会是一问三不知的秘书。

最近一个不可思议的诉讼让世人目光又一次聚焦在美国司法系统。一个64岁的美国老太太看了肯德基炸鸡热销的广告之后,因所订全家桶套餐不够全家人吃,觉得被骗了,将肯德基告上法庭,认为肯德基虚假推销,索偿2000万美元。 结果遭到肯德基霸气回应,称其全家桶指的是“鸡全家”而非“人全家”。这件诉讼一度成了国际媒体的热门话题,许多国人网友称美国人“闲得慌”。

这种官司能发生在法律健全的美国是有历史因由的。20年前,同样是个美国老太太,在麦当劳买咖啡时不小心洒了烫伤自己的腿,起诉麦当劳后打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官司,居然赢了,陪审团判决麦当劳得支付200多万美元罚款。虽然之后法官将金额大幅度减少,双方也私下和解,老太太没有拿到那么多,但是美国人可以将意外伤害官司打到极致这点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也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这个案子之后跃跃欲试,加上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些律师在背后怂恿。以至于很多美国人效仿这类意外伤害而起诉这些快餐公司,只是绝大多数都没有被受理而已。

意外伤害这种官司对美国任何大公司都是个烫手山芋,有个老太太本来骨质疏松,雪天走过银行门口滑倒摔断骨头,于是指责银行没有及时铲雪;还有人在公司大楼卫生间滑倒,便指责该公司没有及时将地板拖干净,这类匪夷所思的官司都发生在美国。此外,美国面试应聘者时有很多忌讳之处,不是指应聘者,而是指招聘者,否则可能带来官司。比如在中国,投递简历时都会写诸如籍贯、学历、从业经历这些关键性信息,如果不写,招聘者不仅会问,还可能视其为马虎,从而降低其分数。但是在美国,招聘者不能问应聘者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体重和年龄,这些都可以作为落榜应聘者向法院起诉的原因,比如起诉招聘公司年龄歧视——如果招聘者不小心问了对方而最后却没有雇用他的话。

这种鸡蛋里挑骨头指责对方的的官司只要产生社会效应,击中了人性的软肋,绝大部分诉讼都会以和解收场,起诉者获得可观的赔偿,律师大出风头也大赚一笔。而被控的大公司虽然损失一笔钱,但是同样提高了知名度,真打广告还不见得比这个官司效果好。

为什么美国诉讼那么多?律师太多是一个原因,法律太严格也是一个原因。美国人常把“这是个法制国家”挂在嘴边,所以人们常常以“你找我律师去”这个作为结束语,把“我要告你”作为口头禅。这个国家是个多种族的综合体,宽厚又慈悲的人和刻薄又狭隘的人都很多。有人对这种官司嗤之以鼻,有人则将此津津乐道。

美国实行陪审团制度,由于陪审团都是没有受过专业法律训练的普通公民,为了使陪审团能作出最公正的判断,有大大小小的法律在规范陪审团的工作,比如什么人可以来当陪审员,什么证据可以呈现给陪审团,都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当然,那些无事生非的律师们并非什么官司都打,他们会评估每一个案例,找到对其有利的机会,尤其是找那些财大气粗的公司,特别是那些经不起时间和事件发酵的公司,比如说银行、保险公司、大型企业,而受理的法官则期待自己的判决成为一个案例,从而名垂青史。

专门打这种意外伤害官司的纽约律师、尤其是一些犹太人律师聪明的地方在于他们会甄别案情,看看这种意外伤害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大银行大保险公司大企业的办公楼里,他们就会接手;如果发生在平民百姓家他们就会拒绝,因为无法漫天要价,既便赢了也不见得能执行。此外,他们还可以宣扬这是正义之举,维护弱势群体,惩罚了财大气粗的公司。“麦当劳案”之后好多年,美国各州出现了一堆因热饮过烫对麦当劳、汉堡王等快餐连锁店提起诉讼的官司,但均无胜诉而不了了之。然而律师们另辟蹊径,无事生非习惯不改。在2002年,纽约州两名青少年在律师帮助下指控麦当劳故意隐瞒饮食风险,广告涉嫌欺骗,吸引顾客一次次光顾,从而造成了肥胖症、糖尿病等问题,再一次引发世人关注。

说到底,大家都在围绕着责任做文章,责任在不少美国人眼中就是风险。请客户来公司会谈担心滑倒跌跤,招聘时担心被应聘者告,和女同事出差担心言辞行为不对被起诉性骚扰,等等。所以要学会规避风险,开车买责任险、住房买房屋保险、出行买旅行险,总之把责任承包出去,听上去风险意识强,实际上也是不愿意承担责任。美国保险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这和国民保险意识强有直接关系。

相比之下,我在法国工作那么多年,很少听闻类似的官司。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律师没有像美国那样多如牛毛而且无事生非,他们被限制不能随便打广告;还有就是,没有那些不怕天下大乱的法官,整个欧洲大陆并非以判例法、而是以条文法为主,法官们因循守旧,不能随意发挥,也不能让自己的判决过于夸张;至于普通百姓,更多是具有同情心和宽容,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得理不饶人,直率甚至近乎刻薄地对待他人。经过法国大革命的腥风血雨之后,以雨果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理念大行其道,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当然,这还关乎荣誉以及对金钱的理解,他们觉得赚意外伤害的钱是不道德的,有失尊严。在法国,如果朋友聚餐后回家路上车祸受伤甚至死亡,家里人会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不会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起诉的荒唐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麦当劳式的诉讼案看来实际上影响到了中国国内的判决,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进入21世纪后,类似的“意外伤害”、那种美国式判决开始在中国兴起。其结果就是老人倒地不能扶起,聚餐后朋友还要承担对醉酒撞车致死者的赔偿。这些案子至少在2000年前国人没听说过,如果再往前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那则是天方夜谭。

最著名、具有划时代意味的判决,当属2006年在南京市发生的那起男青年彭宇扶起摔倒老人、将其送往医院、又垫付医疗费后却被老人起诉的案子。在那个年轻法官判决助人者也要承担医疗费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仅南京市老人摔倒无人敢扶,还带坏了全中国的风气,让亲情已经很淡漠的社会关系上又蒙上一层阴影。我曾经就此案问过北京一位法官,令我吃惊的是这位法官的回答和南京当事法官几乎一样:“如果他没撞人,为什么要送老人去医院?”

在这些法官眼里,似乎只有因果之间的联系,而不考虑仗义疏财、舍己救人这种曾经的做人本能。整个南京城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后,多数人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不是自己的事少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彭宇案后,有公众认为“判决结果让国人的道德观倒退了50年”。

我周围有老人在这个事件后也曾摔倒在地,她明白无误地告诉围观的人扶她起来不会有责任后,才有人伸手相助。每个人都会老去,身边也都有老人,中国现在已经是个老年社会,超过60岁以上的人口将近3亿人,全球第一,最令人悲哀的就是在无助之年遇到无助之事。碰到这种情况时,心理学家给出的建议是,首先要大声呼救,其次要明确说明自己需要那种帮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同时强调对方施救不会有任何责任。最后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尤其重要!

彭宇案触动了国人的道德底线,在人们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时,这种“美国式判决”又有了新的案例。西安市鄠邑区法院审理一起因聚餐后醉驾死亡引发的纠纷案件,一名就餐者在回家路上撞车身亡后,其他3名共同聚餐朋友被死者家人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这3名和死因毫不相干的朋友承担连带责任,赔偿不同罚款,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惩罚他们的原因是没有履行劝阻酒驾的责任。这个新闻后面的跟帖是这样写的:“聚会的饭店有责任,如果开在家门口,就不会有醉驾的事情;4S店有责任,就不应该卖车给他;我有责任,我在人群中看了他一眼……全世界都有责任,只有他和他的家人没有责任。”

这个事件提醒我们现代中国邻里关系、友情观的教育是多么重要,尤其是那种责任感和羞耻心教育。社会道德滑坡表现在成年人身上,反映的是幼年教育中的问题,就是那些素质教育——比如荣誉感、良心教育,需要从孩提时候开始。如果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的话,那么孩子就是父母最初的良心,教育他们要从斑马线上过马路,而且要在绿灯亮起的时候;驾车不能走应急车道,因为那是生命通道。孔融让梨是父母初教的结果,但他一旦在那么小的时候做出那样礼貌的举动,则反过来又教育了天下大多数父母。

拥有羞耻心和责任感的人知道自己的问题要自己承担,这在现代小区式的中国居住环境中尤为重要。在北方居住的人知道,夏天使用山区度假屋吹水是冬季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就是在冬天到来前将房间暖气、浴室等生活用水清除掉,免得冻坏管道。我们那个小区吹水公司前几年干得好好的,大家都比较满意,但是上一年冬天突然宣布不干了,原因是责任大,有个别住户管道冻裂了,认为是没有吹干净水所导致的,要索赔,而赔偿修缮的费用远远高于吹水的费用。吹水公司一般都是小公司,他们表示责任重大,住户管道冻裂了赔不起。于是大家僵在哪里。但是吹水是个刚性任务硬指标,冬天不住不开暖气就必须将水吹掉,否则在零下20度的山脉里肯定冻坏管道。相比之下,吹水后有可能因为没吹干净冻坏管道,只是这种可能性很低。于是我发起免责声明接龙:“按照吹水公司价格支付吹水费用,万一冻了水管责任自负,和吹水公司无关。”信息发出去后,很快大家纷纷相应,短短一天时间就有几十个人在群里接龙。于是突然有多家吹水公司出现在群中,服务价格不仅没有上涨,还都表示会提高服务质量,认真吹水,争取不会出现之前那种问题。隔一天后,原来吹水的、表示责任重大不肯继续的那家公司也现身了,声称在这种免责情况下,愿意竭诚为大家服务。

事实上,做任何事情都有责任的问题,说大可大,说小也小。它可以是一个主观的问题,那就是在潜意识里你自己承担,一开始就这样想。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客观问题,如果你自己没有承担责任准备的话。推卸责任可能是很多人的自然反应,敢于承担责任才考验一个人的品性。成事者往往是那些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而投机取巧、两头都想占尽便宜的人最终会被识破,而且他也会遭到良心的谴责。

良心的宣扬

这种意外伤害的判决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后来很多国人对老人倒地熟视无睹,路见不平不再拔刀相助;以至于主动倒地“碰瓷儿”老人频繁出现,让无辜之人承担医疗费用。这些事件在20年前都不存在,“麦当劳式判决”像幽灵一样从北美飘逸到中国大陆。

只是麦当劳诉讼背景与我们不同,美国是判例法国家,一个经典的判例会引发后人的仿效,所以那些新经济下的法官可以标新立异;一个经典诉讼也会鼓励更多类似的案件,所以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律师都在找战机。此外,美国有一些律师专门喜欢接一些穷人的官司,从而占领道德高地,向那些大公司宣战,期待着一战成名。另一个重要不同是,英美法系中陪审团的判决是一种良心审判,陪审团成员不必具有法律知识,也不必为法律条文束缚,他们只需辨别对错,前提是全体一致,十几个成员中有一个人持异议都不行。

电影《十二怒汉》,把陪审团的每一个人都演绎得鲜活立体。由此引入对社会制度、人性、思想的激辩,它超越了案件本身,考度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美国司法独立使得法官有较大的个人裁量权,他们都是社会备受尊敬的人物,他们甚至是正义的化身,法官们无论年龄大小、资历深浅、职级高低,判决尺度大小均独立决定。他们都不会听命于上级指示和其他部门的压力,甚至对此嗤之以鼻。他们既不会将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当成判案标准,也不会和稀泥,没完没了地进行调节。虽然他们的判决有时比欧洲法庭夸张很多,也知道他们有这类夸张性惩罚大公司大企业的例子,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聚餐后有人回家被撞死还判决其他聚餐人赔偿的。

相比之下,我们是条文法国家,法官判决没有多少独出心裁的余地。上述这些国内判决没有道德高地,没有惩戒大公司欺压百姓的背景缘由,在受制于行政命令和领导意志的情况下,对老百姓之间本来可以协调的案子过于热衷受理会误导舆论,无端给社会风气造成负面影响,也使得那些过河拆桥、有失伦理、习惯将责任强加给别人的起诉层出不穷。

而对那种真相模糊,或者可能让无辜人蒙冤、让有错人占便宜的案件,法院调解更不值得提倡,尽管这些调节往往都是出于社会和睦的目的,因为真相只有一个、而且是不能调节的!既便调解,也应以当事人的利益而不是以其他方面利益为重,更不能打着“社会稳定”的旗号。否则,即便在局部息事宁人,却可能在其他地区甚至全国引发更多矛盾,造成更长远的问题,带坏社会风气,让人对中华文化产生质疑。而传统文化才是我们立国之本。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直强调"自省"精神的,孔子在《论语》中便有"吾日三省吾身"的教诲,儒家的这个自我反省的方式一直受后人效仿,实际上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一种自省。通过自我反省完善个人道德,和西方人的忏悔有异曲同工之处。事实上,无论那个被撞倒地的老太太,还是那个酒驾身亡者的家属,在起诉别人之前就应该自省,承担起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而不是让其他人为自己担责。法官更应该秉持正义,而不是和稀泥、让双方各让一步、求得皆大欢喜的效果。因为即便真相无法还原,良心也不容亵渎。

忏悔在西方习以为常,而且改正错误的速度也快,因为他们坚信,意识不到自己的过失是更大的过失。我在法国工作时就有这种例子:争抢车位后,法国人意识到是自己的错误、确认是对方在先的话,他会等到对方走出超市,主动上前道歉,立即忏悔,而不是中国人那种找不到人就“算了”,得过且过。只有具有忏悔意识的人,才可能具备宽容他人错误的胸襟;只有在具有忏悔意识的社会,才可能形成对自由精神的社会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式宽容受到整个世界的尊重、没有美国那么多意外伤害官司的原因。

法国人在历史上有先人的榜样,被恩格斯称为“辩证法的杰作”的作者卢梭曾经写道:“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他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一种认识。即便在恶浊的社会环境中不能完全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在重大的问题上却也难能可贵地表现出这种节操。他因为自己“人格高尚,决不想用卑鄙手段去发财”,而辞去了天天帮人写诉状的工作,抛掉了当讼棍的前程。

西方人普遍信仰宗教,鼓励人人忏悔,时刻进行心灵净化。每个教堂都是收容所,不排斥任何一个人,哪怕你是流浪汉、杀人犯或是病毒携带者。传教士都力争做活菩萨,他们宣扬善心,普度人生。人们常常叩问自己,忏悔反思,就像我们一句古语叫“扪心自问”一样。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在个体和社会之间,都有向自己偏移的倾向,就像每个人本能都自私自利一样。而社会的责任,无论是满腹经纶的律师、掌握生杀大权的法官、铺天盖地的舆论媒体,还是无处不在的公权力,应该做的就是在天平另一侧适当加码,使得两边平衡,而不是任由个体那一头不断地沉沦下去。法院和法官在价值观上负有引众向上的责任,而不是做出引众向下的示范性判决。这背后起支撑作用的绝不是领导意志和周边压力,甚至不是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良心。

我们国家承继的是大陆法系的理念,以条文法为准则,但是十几年来,却有着英美法系案例判决影响。那句“如果不是你撞的,为什么送其去医院”出自法官之口的质疑直接挑战人们的良知。老人倒地之后扶不扶?扶得起的是责任,扶不起的是良心,是事后所要承受的经济和心理上的压力,也是道德的滑坡。而从审判角度讲,当法律既不能证其对也不能证其错时我们最好凭良心,也只能听从自己的良心。

法律只是最低的良心,而良心才是最高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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