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7/31 19:18:08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14期

“对一些人来说，这次大选与其说是在特朗普和拜登之间做选择，不如说是对特朗普去留的公投”；

“无论谁当选，美国战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认识到原先以接触合作为主的对华关系模式告一段落了，应对‘中国挑战’都将是下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

2020年美国大选：阶段性预估

刁大明 陈佳骏 李东辰 王 栋 董春岭 张昭曦 季 澄

2019年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就民主党人在国会发起针对他的弹劾案接受记者采访。

特朗普和拜登：各自胜选之路有多难

刁大明

2019年4月25日，乔·拜登正式宣布参选美国总统时，这位混迹政坛将近五十载的前副总统一定想不到，2020年的大选将在疫情背景下以极特殊形式进行，估计他也未必想得到自己在2020年3月初基本锁定党内提名之后，就在全美和各州民调中不同程度领先在任总统特朗普，大有预定白宫入场券的架势。

2020年美国大选原本就因为特朗普作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而不太容易凭借传统经验进行估测，如今又加上新冠疫情、经济大衰退、反种族歧视抗议等特殊因素，更是导致其结果的不确定性陡增。一边是继续通过社交媒体煽动情绪、激化动员和不顾疫情大肆开展现场聚集式造势活动的在任谋连任总统，一边是造势活动受限、更多只能在室内透过网络发表论述的前副总统，如此场面可以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人们都在问：一个做了如此多极端之事、激起民众如此多不满的在任总统如何可以连任？一个几乎无法施展拳脚、多次在镜头前表现不佳的挑战者又如何当选？即将于11月3日晚间进行的选举人团票大盘点大概率还会给出一个一方获胜的结果，无外乎要么特朗普、要么拜登。站在现在这个距离大选不到四个月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时间节点上，我们针对他们两人各自需要走过的胜选路径，不妨大胆展开一些猜想。

特朗普连任的“路线图”

即便没有疫情，特朗普连任的压力也不小，因为其在2016年赢得的胜利原本就不具备足够的含金量。四年之后，特朗普要想靠那些忠心耿耿的“红脖子”选民再复制一场选举人团制度下的“扭曲胜利”，实在不怎么现实。但他毕竟是在任者，拥有丰富的竞选和政策资源，尽管连任通道很窄，且在新冠疫情肆虐美国数月之后，这个通道显然还在持续收窄，但还不足以狭窄到无法穿行的地步。

从目前情况看，特朗普要想再创奇迹赢得连任，需满足以下一些条件。

一是美国疫情在选前可以得到控制，并为经济反弹留足时间。“经济业绩”原本是特朗普此次竞选想要标榜的最重要内容，但受疫情影响这个头等“政绩”正在付诸东流。如果疫情可以在“决选之夜”前一两个月得到一定控制，经济重启向更大范围推广，特别是大面积失业状况有所好转，某些经济数据是有可能呈现比较明显的反弹迹象的，届时特朗普也就可以重拾“经济业绩”这张牌，将近来的剧烈波动完全归结于疫情，追忆其执政前三年的“辉煌”并将反弹归功于自己坚定不移的“重启”方案，这种“精选叙述”可能会帮助特朗普稳住阵脚。然而，从目前态势看，南方多个州因盲目重启等因素而导致疫情重新加剧，美国疫情走向如何是个未知数。

二是种族议题持续发酵，导致选举线条复杂化。面对疫情，美国几乎失控，虽然特朗普的“死忠粉”们在民调中继续力挺他，但舆论对其防控不力的批评也一浪高过一浪。在疫情背景下，2020年大选的主线似乎不同于12年前的“变革”或四年前的“愤怒”，而是转向更加平和的所谓“同理心”（empathy）。这是一个非常不利于特朗普的变化，在该主线之下，原本就对特朗普有微词、对其危机处理能力深感失望的温和派白人可能决定不出来投票，甚至转投拜登。但也要看到，在5月底以来反种族抗议活动持续发酵的背景下，族裔因素对本次大选选情的影响力呈上升之势。因为无法得到两党共通的国家层面回应，抗议活动及其背后的代表势力正酝酿以更加激烈的手段宣泄情绪。对此，来自民主党的拜登需要出面平衡和安抚，甚至需要做出妥协，而特朗普则获得了一个可以大加利用的身份政治动员工具。根据美国选民结构和族裔分布的复杂现实，如果特朗普成功地把族裔划分而非“同理心”渲染成切割选民的标准，他能获得的份额一定会比拜登更多一些，至少能做到，让那些不满特朗普各项政策的温和派白人群体就算不投特朗普的票，也无意转而支持拜登。

三是选前可能发生更多凸显总统角色的突发事件。在未来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很多突发事件都可能为特朗普提供大加利用提振选情的抓手。鉴于特朗普政府过去三年多以来主动设置议程的能力和做法，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投票日临近之际，他的确同以往总统相比更有可能利用对外决策等权力制造一些可以突出其“危机总统”甚至“战时总统”角色的事端。虽然所谓“十月惊变”在总统选举史上真正产生逆转作用的先例并不多，但这一次的确存在可能性。

四是尽可能拿下更多摇摆州或关键州。抛开选民基本盘的锱铢必较，抛开各种民调预测的扑朔迷离，美国大选说到底还是要凑齐270张选举人团票才是硬道理。将目光转向美国各州版图，基于各州长期以来传统的政党属性以及近期综合民调情况，已有多家机构做出选举人团票归属的预测分析。最近有少量预测认为拜登可以拿到300票以上，甚至打破奥巴马2008年创下的365票记录，由此得出“特朗普毫无胜算”的结论。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如能拿下佛罗里达、威斯康星、亚利桑那、北卡罗来纳等关键摇摆州，仍将以270票比268票险胜拜登。果如此，这将是2000年小布什以271比266胜选以来的最小优势，但前提必须是，特朗普尽可能拿下更多关键州，输掉上述四州中的任何一个都将面临绝境。目前，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两州疫情正在加剧，亚利桑那和北卡国会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占据优势，这显然意味着特朗普的压力变得更大了。

拜登当选的“路线图”

时间目前是民主党最大的敌人。如果不是在四个月之后，而是今天就举行投票的话，大多数观察者都会毫不犹疑地说出“拜登必赢”这句话。不可否认，拜登在民调中表现出的优势是明显的，从历史上看也是罕见的“早期且长期优势”。但客观而言，拜登不可能“躺着赢”，如果抛开民调，他到底要怎么才能胜选呢？

一是把民调优势保持到最后，尽可能兑现为实际选票。在正式宣布参选之前，拜登对比特朗普的民调优势就已存在，而且不小。距离大选投票日不到四个月的时候，这个优势扩大到了10%左右，虽然不是压倒性的，但也足令特朗普极为担忧。同时，拜登在大多数摇摆州中目前都领先特朗普，也强化了民主党重夺白宫的机会。但现在看，民调还是存在一些疑问，比如，准确性如何？问题设置上是否存在诱导性？在反对种族歧视抗议背景下是否存在不太愿意表露支持特朗普真实想法的选民群体，其规模有多大？更特殊的是，疫情一方面正在帮助拜登收获更多选民群体，比如65岁以上老者，甚至在佛罗里达这一制胜关键州领先；但另一方面也为民调优势能否充分兑现为选票制造了变数，即支持拜登的选民会不会因疫情影响不愿出门排队投票？会不会积极参与邮寄投票？疫情同步影响选民议题偏好和投票行为的程度会有多大？是否意味着有利于拜登的民调只是“纸上富贵”？所有这些恐怕要在选后复盘时才能找到准确答案。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预测水晶球项目对2020年大选选举人票结果的预测（截至2020年6月30日）

二是民主党内充分整合，拜登将能收获的选票最大化。2016年希拉里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少数族裔、青年群体投票率不高，某些关键州更是如此。各项民调中，拜登在“不受欢迎度”这一项上好于四年前的希拉里·克林顿，但“受欢迎度”一项表现并不理想，能否充分催票，未必不是问题。再就是比希拉里更具“建制派”色彩的拜登如何更好地稳住桑德斯（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一度是此次大选民主党初选当中拜登最有力的挑战者，今年4月宣布退选）的支持者？近几年民主党因奥巴马赢得非洲裔选民支持，但也必须通过政策交易维持住这种支持，而在全美反种族歧视抗议的特殊背景下，拜登如何回应非洲裔呼声，又避免开罪一些白人支持者？他正左右为难。还有，即将78岁的拜登又如何展现对年轻选民的吸引力？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是竞选搭档人选至少不减分。美国总统候选人要自己决定副手人选，通常而言，这个人选几乎不会加分，更无法起到在危急关头挽救选情的作用，不拖累选情就算不错了。迄今为止美国选举史上仅出现过两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1984年杰拉尔丁·费拉罗与蒙代尔搭档代表民主党竞选、2008年莎拉·佩林与麦凯恩搭档代表共和党竞选，均告失败，佩林还因自身丑闻严重拖累了麦凯恩的选情。拜登承诺将遴选女性副手，做过副总统的他如何在自己的副手人选上既体现令人信服的梯队准备，又满足党内在性别和族裔问题上的“多元审美”，还要确保不对对手的支持群体产生反向动员效果，也是其白宫冲刺路上的不小挑战。

再就是应对好自身相关争议的负面影响。大选阶段正式拉开帷幕之后，拜登目前涉及的不利传言包括其子“海外商业行为”争议、“性侵指控”（拜登在特拉华州任参议员时的女助手指控他于1993年在办公室对自己进行了性侵犯）和“奥巴马门”（共和党指控奥巴马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对民主党污蔑特朗普“通俄”和情报系统监视共和党竞选团队知情），都可能被对手高调炒作，从而增加拜登整合党内和吸引中间派选民的难度。背负着高民调、高期待，如何避免在电视辩论中明显失分，对拜登也是考验。

一场关于“特朗普”的选举

上述分析只是基于现实情况，为两种可能的结果列出条件，无意在现在这个时点上做倾向性的判断。随着未来不到四个月里选情的持续发展，双方到底谁能走好自己的“路线图”，更好地把握胜出条件，会逐渐清晰起来。

同理心、族裔关系、疫情、投票率……这些都正在成为2020年美国大选的关键词，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可能性是，本次大选正在变成一场针对特朗普是否适合连任或者是否适任的信任投票。这就意味着，这次大选是关于特朗普的，而非关于拜登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特朗普成功连任，其内外政策更加肆无忌惮恐将成为必然，而若拜登当选，也不等于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赋权，他要在任上面对更加复杂微妙的局面，甚至上台之前就会被认为极可能只干一届四年，这种过渡性的定位必然限制其所能调动的政治资源。

而从长远角度看，2020年大选必然是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节点，要么加剧一种态势，要么引发暂时调整，其背后折射出的美国国家命运之变才是深入观察这个国家走向及对世界影响的基本着眼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拜登有可能击败特朗普吗

陈佳骏 李东辰

最近几项全美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相对于特朗普总统的领先幅度已达到7%～14%不等。这已是自1944年以来候选人对即将卸任总统的最大领先优势。牛津经济研究院甚至预测，特朗普在大选中仅能得到35%的选票，将会创下一个世纪以来最惨重的失利。拜登真的已稳操胜券了吗？

辩证看拜登的民调领先

虽然拜登在民调上大幅领先特朗普，有趣的是，美国舆论仍不怎么看好拜登。这在相当程度上可能是2016年民调错误预测希拉里·克林顿会获胜所带来的“后遗症”。一种观点认为，民调在问题设置时就有一定的导向性，得出的结果自然存在偏差，大量所谓“害羞的特朗普支持者”被阻隔在民调之外，不愿在电话里告诉别人他们支持特朗普。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州的民调数据太少且准确度低，缺少详细的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数据，而这些选民恰是特朗普最关键的基本盘。美国民意研究协会在复盘2016年大选民调数据时发现，正是由于没有对样本进行加权或调整以包括更多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才导致民调误判。皮尤研究中心主任考特尼·肯尼迪认为，2016年民调的这些根本性、结构性问题在2020年仍然存在。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拿特朗普和拜登各自选民基本盘的忠诚度相比，特朗普远高于拜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的最近民调发现，特朗普的整体支持率为46%，他在温和派中的支持率仅为36%，但在共和党人中的支持率高达89%。这种现象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是常态。拜登的“铁杆粉”则不多，换言之，拜登的民调领先并不完全是因为拜登受欢迎，而是因为特朗普太不受欢迎。这种差距可能会随着下半年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大选辩论的展开而逐渐缩小。

2020年2月2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前副总统拜登在艾奥瓦首府得梅因出席竞选造势活动。

另一方面，舆论还有一种“神话”特朗普的情绪，即，“关于特朗普，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一切皆有可能。”支持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他是天生的“竞选大师”：善于给对手贴负面标签并利用社交和广播媒体以及竞选集会反复刻画——“瞌睡乔”“恋童癖”“无赖”……他将拜登及其子亨特定义为过于亲近中国和腐败；将民主党人描绘成“倡导社会主义”，贬低家庭、信仰和爱国主义；不断吹嘘说在新冠大流行之前，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宣称自己将在第二任期内复制这种成功；他好斗的推文、阴谋论和对事实的歪曲不得不让对手拜登疲于解释，在竞选中处于守势。这种情绪在共和党阵营里较为普遍，《政客》网站最近撰文称，华盛顿以外的共和党官员预测特朗普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拜登的优劣势

6月底，因为疫情而经历了三个月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竞选之后，两位候选人都准备启动秋季竞选活动，他们的竞选顾问们已在大规模预订广告位了，摇摆州地图的轮廓也初步成形。在遍布全美的抗议浪潮和此起彼伏的新冠疫情大流行中，这场很可能会是美国当代历史上最丑陋、最个人化的大选进入锁定提名后的第二阶段，特朗普势必会变本加厉地丑化拜登，同时给支持者“画大饼”，重复“浮士德式”的竞选说辞，拜登的处境相当复杂。

其一，拜登在辩论台上的表现恐怕难敌特朗普。拜登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的表现就不是很好，经常心不在焉、卡壳忘词、语无伦次。特朗普则是个更具侵略性和好斗性的辩论者。最近，特朗普阵营提出额外增加一场辩论的要求，被拜登团队拒绝。

其二，拜登尚未完全统合民主党进步左翼。民主党内的年轻进步派选民是拜登的短板，他们是桑德斯、科特兹等党内进步左翼领军人物的拥趸，希望系统性地改变制度，而不是投票给拜登这样的建制派人选。事实上，为应对左翼压力，拜登已经做出了一系列“向左转”的政策调整，最近又推出“自罗斯福以来最激进的经济改革计划”，承诺取消大量学生贷款、对中低收入家庭开放免费公立大学教育、提高社保基金并降低医保年龄门槛，等等。但是，拜登在国会山36年的中间温和派立场记录很难一夜之间“收服”左翼选民，反而让特朗普阵营看到了机会，他们给拜登贴上了“左派”标签，嘲笑他是“激进左翼的无助傀儡”。在特朗普阵营看来，如果拜登继续作为中间派存在，就有可能在不想支持激进派的摇摆选民中占据优势，但如能在舆论上把他与左翼意识形态拴在一起，就有可能分化温和选民对他的支持。

不过拜登的优势也是明显的，特别是选民人口结构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亲民主党”的非白人和“千禧一代”选民现在是增长最快的人口群体，数量众多。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民厌恶特朗普，选择“抛弃”共和党。三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也倾向于民主党。四是65岁以上老年选民越来越“亲民主党”，而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摇摆州，老年选民占比相当高。换言之，2016年曾帮助特朗普在这三个摇摆州取胜的老年选民正变成他的负担。五是在美国人口占比中不断增大的郊区选民也在向民主党靠拢。有评论认为，随着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加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各种“失败”的“催化”，美国完成了始于1992年的政治重组，“选举人团地图”正在发生极为重要的改变，特朗普要想复制2016年的胜利困难重重。

摇摆州选民对拜登的看法也是一个有利的变量，美国媒体Axios在宾夕法尼亚州组织的“焦点小组讨论”就提供了一个观察窗口。受访的摇摆选民认为，与其说拜登是变革的推动者，不如说他是使国家恢复稳定的合适人选，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失去的国家自尊要靠民主党人来修补。许多摇摆选民并不知道拜登说了什么或者想做什么，他们只是对特朗普抱有极大厌倦和反感，即使他们对拜登没有热情，也愿投票给他。在他们看来，2020年大选与其说是对拜登的支持，不如说是对特朗普去留的公投。

拜登的非洲裔女性竞选搭档呼之欲出

今年3月，拜登在民主党第11次党内辩论中承诺提名一位女性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对拜登和民主党而言，选择女性作竞选搭档的好处十分明显：第一，有助于打造民主党多元形象，巩固在性别议题上的话语权。第二，理论上会提高女性和进步派选民对民主党的投票热情和支持度。在进步派组织MoveOn（“行动起来”）对成员进行的民调中，无论拜登选择哪位女性作搭档，都有约70%的受访者表示会更加支持拜登。第三，有助于抵消拜登性侵传闻的负面影响。

随着这一波“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运动的不断升温，要求拜登选择一位黑人女性作搭档的呼声陡增。蒙莫斯大学最近针对超过2000名在民主党早期初选和党团会议中投票的选民进行了一项调查，超过1/4的受访者选择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中文名“贺锦丽”，曾参加2020年大选民主党初选，今年1月退选）。这项调查没有采访全美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选民样本，大多数选择的是在艾奥瓦州或新罕布什尔州参加初选投票的人，因而受访者更有可能是参与程度高、党派色彩浓的民主党人。即便如此，也可看出，哈里斯在各种政治信仰的民主党人中都是首选，具有重要的指标意义。

其他被媒体提到的非洲裔女性人选还包括：前佐治亚州州长竞选人斯泰西·艾布拉姆斯、因今年初发表弹劾特朗普演讲而走红的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瓦尔·德明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因反种族主义抗议活动异军突起的亚特兰大市市长凯莎·博托斯和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以及警察执法改革领军人物之一、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卡伦·巴斯。

进入美国媒体视线的拜登女性非洲裔竞选搭档可能人选，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依次为：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哈里斯、前佐治亚州州长竞选人艾布拉姆斯、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德明斯、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亚特兰大市长博托斯、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国会黑人核心小组主席巴斯。

虽然选择黑人女性担任竞选搭档可能有助于拜登在种族议题上掌握话语权，彰显多元进步价值，激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投票热情，但最终能否如愿仍存变数。一方面，即使黑人女性选民长期以来都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一位黑人女性竞选搭档能不能有效调动起黑人的投票率仍是问题，毕竟不是所有黑人政治家都像奥巴马一样享有高人气和魅力。另一方面，选择黑人女性竞选搭档显然是打“身份政治牌”，有可能招致“反向身份政治”，即，激起白人男性群体的不满和焦虑，从而客观上助长特朗普基本盘的投票热情。再者，如果说黑人选民是民主党基本盘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左翼选民也是如此。提名哈里斯、德明斯这样的副总统候选人可能会引发左翼阵营的反弹，因为这两人在进入国会前都曾在执法部门担任要职，而在当下警察暴行问题发酵、警察在美国社会中的角色备受苛责的时候，她们如何表达相关立场有些难度。

在击败特朗普前，拜登面临的主要难题还是在于自身的政策取向，作为“取向艰难”的外在表现形式，他是回到“起点”选择左翼白人伊丽莎白·沃伦来讨好自由派和郊区女性选民，还是选择哈里斯这样的“明星黑人”来讨好黑人选民而开罪自由派，抑或是选择艾布拉姆斯或者赖斯这类中规中矩却缺乏行政或立法履历的人，我们将在一个月内见到分晓。

（作者分别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法学专业研究助理）

大选结果不会扭转美国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基调

——“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圆桌访谈

受访者／王 栋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董春岭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张昭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季 澄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安 刚 《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世界知识》：中国议题将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影响本届美国总统大选？

王栋：往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中国”是或多或少都会被两党所提及的话题，但两党今年对“中国话题”的关注程度远超往届，甚至不亚于此前美苏冷战时期对“苏联话题”的关注度。这也意味着，对华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仅在选举期间互相指摘的话题，而是美国社会乃至政坛中长久争议的重要焦点。从这个角度讲，尽管中国议题作为“常量”将被两党候选人团队热炒，但大流疫背景下的种族问题以及经济重建问题仍将是决定大选走势的关键，特朗普、拜登团队如何赢得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选票将是核心，“打中国牌”则会成为工具。除中美关系外，朝鲜问题、朝美关系亦有可能是两党外交政策辩论的焦点话题。不排除特朗普团队利用朝美外交来制造新闻效应，拉动选情，但近期就提前透支朝鲜筹码的可能性较小，仍将以安抚盟友、威慑朝鲜的方式暂缓局势。

从趋势看，美国政界涉华辩论将继续是美国对华舆论战、外交战的一部分，本次大选后也不会停止，辩论焦点在于但不限于未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方针、如何拉拢美国盟友服务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哪些具体领域进行何种程度的“脱钩”，地缘安全竞争、意识形态对抗、中美科技经贸之争将是重点。

张昭曦：美国总统大选流程比较固定，议程也比较集中。一般而言，经济、民生等内政议题受关注度高于外交议题，而在外交议题中，对华关系以往很少走到最前台。2020年大选，中国议题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按部分美专家的说法，是“今年大选的前沿”。我想，这种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将中国树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对华重视度提升、政策收紧，“中国”一词在美国的出镜率不断提高，令美国公众空前关注中美关系。另一方面，新冠疫情以来，特朗普及其身后团队在国内抗疫不力的情况下，有意突出中国议题转移执政压力，催化“聚旗效应”保住选情，也让“中国”频上美国大选“热搜”。在此背景下，中国议题对今年美国大选的选情影响势必大于以往，成为美国上下思考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时的重要关切。现在，美各派政治力量大都认同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论战焦点将更多放在“如何与中国竞争”，具体如经贸科技领域要不要与中国“脱钩”，如何管控台海、南海等对华潜在地缘冲突热点，在香港、新疆等问题上如何回应中国等。

董春岭：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缺少“辩论”和“争鸣”，更像是“宣传”和“动员”。白宫在5月20日出台了《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详细阐述了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主动为未来一段时期的对华政策定调。民主党方面并未就此与共和党展开辩论，两党对在中国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默契。第二是“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打“愤怒政治”牌的重要手段。疫情与选情叠加使“中国议题”成为特朗普向中国“甩锅”“推责”的一场政治秀，共和党出台的竞选策略明确把中国视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竭力把应对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引导转化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愤怒。第三个特点是美国一部分极端反华势力正利用“中国议题”炮制“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假象，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就借他的新书《多事之屋：白宫回忆录》炒作特朗普为了农业州的选票而在中美经贸战中妥协，美不少媒体也开始炒作中俄利用新媒体影响美国选情，试图把中国拉入美国政治内斗的漩涡。

季澄：个人认为，“中国议题”对本届总统大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大维度：首先，“中国议题”成为两党候选人相互攻击与指责的“工具”。这是美历届总统选举中的“通行”做法，是对既有竞选策略的继承与延续。目前，特朗普与拜登相互指责对方对中国过于“软弱”。其次，是美国内议题的外化与延伸。受新冠疫情影响，候选人对“中国议题”的操控空间更大，与以往着重炒作中国经济模式对美经贸收支平衡、制造业回归、民众就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相比，通过散布、造谣有关中国抗疫的不实言论，更能有效激发美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在转嫁国内危机的同时，为政府后续出台更加激进的对华举措造势预热。第三，在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两国结构性矛盾短期难解的背景下，炒作“中国议题”已成为候选人借助选举，就美对华新战略进行更广泛动员的过程。

目前看，民主、共和两党的现前任高官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已达成最基本的战略共识，但在具体政策选项上仍存在微妙差异。也就是说，两党高层在改变以往对华“接触”、转而采取以竞争为基调的对华战略上看法一致，但在具体执行上仍未形成跨越党派藩篱的充分共识。例如，在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的基础上，美国的终极目标是全面开启与中国的对抗、实现全盘脱钩，还是秉持“竞争第一、合作第二”的原则，在事关中美共同利益的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维持有限度的合作？对于盟友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与定位，是片面强调盟友的义务与责任，迫其选边站队，还是将其重新视为美国独特的战略资产加以利用，形成基于相关准则和原则的所谓“价值观联盟”？这些都会在此次大选辩论中有所反映。

《世界知识》：特朗普是否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使中美关系进入更困难的状态？

王栋：综合此前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及当下选情，特朗普大概率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激进的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下行压力。不过，由于特朗普及团队的政治机会主义特性，在是否采取彻底破坏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政策方面比较犹豫。以中美贸易为例，特朗普现在对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对待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举棋不定，一面将协议看作是其一大政绩以及谋连任的政治资本，难以割舍；一面受到来自鹰派的废除协议的政治压力以及反华宣传政治利好的诱惑。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美方的确极有可能向我方施压甚至加码，围绕中美经贸协议及谈判的斗争可能激烈化，对中国的舆论战、宣传战、外交战大概率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2020年6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举行竞选集会，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现场上座率不如预期。

董春岭：特朗普为拉抬选情，会在大选期间奉行更加激进的对华政策，正如前面提到的，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种族等多重危机叠加之下，向中国转嫁矛盾和危机已成为他的重要竞选策略，甚至“救命稻草”。为了摆脱博尔顿新书里给特朗普塑造出的“对华软弱”形象，特朗普也会变本加厉地对华示强，给自己“洗白”。新冠疫情加速百年变局，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在“疫情大考”中得以体现，中美意识形态之争进一步凸显，特朗普会充分利用和放大国内国际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力衰落的焦虑感，以更激进的“对抗中国”姿态动员选票。

《世界知识》：拜登会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特朗普的涉华议题设置，已经并将继续展现什么样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立场？

张昭曦：拜登是美国老牌政客，原先担任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及副总统，曾多次访华，对中国事务比较熟悉。去年4月拜登在宣布参选不久后说“中国不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引来不少批评，随后口风一转，强调“美中正在竞争，对华需要强硬”。疫情以来，特朗普民意支持屡屡下行。面对困难的选情，特朗普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炒作拜登“对华软弱”作为助选卖点，拜登方面则指责特朗普“示好中国”以作反击，推动今年大选形成一种两方对华竞相示强的独特景观。

鉴于当前中国议题成为选战热点、美国公众对华认知的对抗性上升，到11月大选正式开幕前，拜登方面的对华调门不会低，但这种对华强硬或许会更多通过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批评来体现，而非直接将矛头对向中国。如拜登自参选以来已多次指责特朗普“输掉对华贸易战”，让美国经济受伤更重。至于拜登的对华政策立场，其在今年4月给《外交事务》杂志的撰文中有所论述。拜登认为，“中国是特殊的挑战”，对华应更注重在恢复以往的国际战略信誉的基础上，强化联合盟友和“志同道合国家”从多边层面展开对华竞争布局，并在气候变化、防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利益交融点寻求对华合作。这一政策表述既是对中美关系竞争性上升的适应调整，也充分体现了民主党一贯的自由主义国际战略观。

董春岭：拜登虽也主张对华强硬，但和特朗普却有明显不同。他在今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曾发表《为何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一文，详细阐述了他的世界观。在中国议题上，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三点差异：一是反对特朗普将疫情应对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要求特朗普自己“背锅”。二是支持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反对中美经贸“脱钩”，认为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做法是失败的，需要全方位调整经贸谈判策略。三是更重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和国际形象，会在大选中推动美国战略界反思特朗普时代的外交策略，推动美国适当回到传统外交的套路中来。可以预见，如果拜登胜选，中美关系整体不会出现大的转圜，甚至意识形态对抗的“新冷战”意味还会加强，美对华遏制打压的态势不会变，但打法上会有变化，会更强调价值观的作用，注重修复与盟友的关系，借助盟友的力量编织新的对华“战略包围圈”。同时，在拜登执政的情境下，中美经贸关系将会获得调整和重塑的重要契机。

王栋：关于对华竞争的主基调，两党候选人差异不大。但由于美国政治极化现象和拜登团队采用相对温和的政策主张吸引中间选民的竞选策略，拜登有可能在涉华问题的议程设置上同特朗普适当拉开距离。拜登可能通过重视盟友关系和强化人权等意识形态相关议题，来展现一个不同于特朗普民粹主义的相对理性的“智者”形象。不过，由于担心特朗普团队攻击其对华软弱，拜登团队有可能先发制人，采取对华“言语攻击”（rhetorical attack）的姿态，以期塑造对华强硬形象，避免被特朗普攻击。此外，拜登把大选比作美国的“灵魂之战”并将重建经济作为未来施政重点，这意味着他存在采取相对缓和的对华立场以获得经济利益的需求。

《世界知识》：今后几个月中美关系的主要风险点是什么？中国应以何态度和策略应对？

王栋：中美关系面临的具体风险点包括：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关键技术和产业“脱钩”、重立区域贸易集团、改造国际机制等做法，激化中美科技和经贸之争，借“去全球化”实现“去中国化”；在战略安全博弈和海上安全较量引发的军事摩擦风险方面，需防范美军在南海、台海、东海对华巡航、侦察等挑衅行为；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所引发的中美舆论战升级，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作为打“中国牌”的抓手，通过打“台湾牌”“香港牌”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此外，议题关联的现象将更加突出。现在中美双方在经贸、金融、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的摩擦几乎都会引起全局紧张，去年经贸摩擦导致总体关系濒临全面坍塌，最近香港国安立法问题出来后美方明确跨领域制裁路径，都是明证。我们应避免深度卷入美国国内政治的漩涡，既有所应，大胆博弈，也有所不应，更多从积极的角度发挥引领作用，尽可能多地维系两国关系中的理性、务实成分，累积经验和条件。

季澄：在“对华强硬”已成“政治正确”的背景下，特朗普提升对华政策的军事冒险性能起到转移美国内主要矛盾和给自己加分拉票的作用。现阶段，中美主要军事风险点集中体现为“三对矛盾”：即美国深化与台湾非官方实质性合作与中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的矛盾；美国强化在南海针对性与实战化军事存在与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的矛盾；美国在核、网络空间、太空、人工智能等传统与新型作战领域加大对华诱导施压力度与中国在该领域仍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矛盾。其中，前两项为重大现实矛盾。后一项因本身具有的隐蔽性、不可控等特点，加之技术的革新，愈发成为影响中美军事互动的关键变量。

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对我们有效利用可支配资源，引导并塑造健康、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军事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看：首先，谨防美国在不突破“一个中国”原则底线的前提下，渐次提升台湾在美印太战略中的地缘定位，向其提供超出以往的军事援助，助长台当局挟洋自重。其次，强化对周边海空域的态势管控能力，对闯入中国领海、领空的美舰机进行识别、查证和驱离。与此同时，稳步有序推进与东盟国家就“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为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全产品，压缩美利用“第三方”因素对中国实施遏制围堵的政策空间。最后，加速将新型作战力量融入一体化联合作战概念的同时，防止中美固有分歧从传统作战域向新型作战域蔓延。

《世界知识》：特朗普、拜登胜选，对华政策会有实质区别吗？我们该如何超越本次大选，规划、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形态？

王栋：如果特朗普当选，有一种可能是没有连任压力的特朗普会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回到理性务实轨道，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美国鹰派进一步得势，反华更加歇斯底里、无所顾忌，中美关系“直线下坠”，加速滑向“新冷战”，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对而言，拜登较有可能回到此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模式：在大选期间对华批评激烈，上任后回调到相对理性的政策路径。不过，拜登即使胜选也不可能回到此前民主党总统的对华政策了，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已是两党共识。但是，拜登如果当选，其对华政策理性务实成分会更多，鹰派好战色彩会淡化，新冷战的冲动会受到抑制，会回到多边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增强对华制衡姿态，会从现在特朗普政府接近遏制战略的立场回调到更加平衡的、锚定在制衡之上的对冲策略组合。无论谁胜选，美国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改变。中长期看，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和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力，以战略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迫使美方回到理性、合作的轨道，粉碎反华鹰派遏阻中国和平发展的图谋。

曾担任特朗普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美国鹰派人物博尔顿及其新出版的著作《多事之屋：白宫回忆录》。

张昭曦：无论哪方当选，美国战略界、政策界已普遍认识到原先以接触、合作为主的对华关系模式告一段落，应对“中国挑战”将是下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但具体到对华政策的呈现方式和思路设计，拜、特或有所区别：特朗普若连任，会在双边交往中继续凸显“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着重强调“对等”和“以结果为导向”，突出以“全政府方式”竞争。拜登若上台，势将对华政策更多置于以重建美国战略信誉为重点的自由主义外交框架下，突出“规则约束”和“价值观竞争”，并更可能在利益一致的领域拓展对华合作。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宏观背景下，中美关系已成为牵动世界目光的焦点，超越本次大选思考、规划中美关系更需要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双方应优先聚焦内部发展与治理。中美同为世界大国，身处变革前沿，都面临复杂深刻的国内治理挑战，双方不应把对方视为问题根源，而应以发展眼光运筹双边关系，使之成为各自国内治理优化进步的助力。同时，我们要树立底线思维。中美双方各自国情都在发展，彼此关系处理也不尽如往常，在相互调适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分歧甚至是碰撞，这在大国关系史中并不罕见。但是，中美都应认识到两国关系稳定对双边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意义，有意识地管控冲突、相向而行，不让“大国政治的悲剧”再度上演。同时，也要致力于强化战略沟通。过往数十年中美关系的破浪前行有赖于双方找到“接触”共识，今后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达成与时俱进的新战略共识。这样的新共识不会凭空而来，需要相互尊重，维系信任，保持战略沟通，在一次次的战略互动中感知、理解对方的考虑和关切。

季澄：对于“后选举时代”的中美军事关系，需首先认清两军关系具有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两军建设与发展进程具有相对独立且互不依存的特点，即不存在所谓的“脱钩”问题，这与中美在经济、科技、人文领域的互动模式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国力的自然延伸以及美全球地缘战略重心的加速调整，中美地缘关注重点呈现局部高度重合，并集中体现为双方在第一岛链附近形成的拉锯与相持状态。这些事实会引发一个问题，在美对华“接触并融入”战略未能奏效的前提下，军事在美对华政策选项上的位置将显著前移，从而极大增加中美发生军事摩擦与冲突的概率。中长期看，中方应做好两件事：一是坚持底线思维，充分利用地缘上的邻近性以及战略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提升对周边区域的态势塑造能力，打破美企图通过军事施压和胁迫削弱中国军事竞争力的企图；二是将管控危机、避免中美发生大规模冲突作为优先事项，这也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董春岭：正如王缉思教授前不久呼吁的，我们要“守好中美关系三条底线”（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保持一定规模经贸合作，维护金融稳定；维护人文交流和社会交往），防止疫情、选情与大国竞争思维叠加给中美关系造成难以挽回的致命伤，预防中美全面脱钩、擦枪走火。中期和远期，需要全面梳理和盘点中美关系的矛盾点和合作点，坚持“既合作又竞争”的路线，加强危机管理，通过建立一系列沟通机制避免“热战”，同时加强战略对话，降低意识形态对抗的烈度，不逼迫他国选边站队，不搞美苏式的军备竞赛，避免两国潜在的集团式对抗，预防“新冷战”，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