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7/31 18:54:21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13期

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国际事件之一，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互动方向和规则。东南亚作为经济发展十分抢眼、区域合作特色鲜明的地区，基本经受住了考验，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在疫情面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不仅化“危”为“机”，逆势而上，而且有望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提供范例。我们应该如何认识疫情对东盟发展方向的影响，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持续发展？本期封面话题特邀几位学者加以探讨。 ——编者手记

中国与东盟抗疫合作正在化“危”为“机”

2020年5月26日，中国长三角地区至东盟的国际货运班列首次开行。

东盟国家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考验

钟飞腾 田 珊

1月22日，泰国首先发现两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随后新加坡、越南也相继发现。2月2日，菲律宾出现首例死亡病例，由此揭开了东盟国家防控新冠疫情的序幕。但是到3月中旬以前，东盟国家主要以防控疫情输入为主，本地区尚未形成疫情大流行。

疫情的阶段性特点

东盟国家无论是确诊人数还是死亡病例。3月中下旬开始急速增长。3月15日，确诊人数首次突破1000人，4月1日突破一万人，两周时间增长了十倍。但从全球范围看，东盟十国确诊人数占世界比重始终处于较低水平，3月8日突破0.3%，3月22日上升至1.0%，此后至4月10日，这一比重呈相对下降的态势，疫情得以稳定。从4中旬至6月初，东盟国家疫情大体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确诊人数增速趋于下降，相对于全球呈可控态势。截至4月底，东盟国家确诊病例达四万人，一个月内增长了四倍，6月6日这一数字突破了十万人。但是，相对于欧美地区确诊人数激增，东盟确诊人数占全球比重较低，且死亡病例占比长期维持在0.6%的水平。截至6月12日，东盟十国确诊人数为11.3万人，死亡病例3191人，分别占全球的1.5%和0.8%。尽管疫情仍在东盟有所蔓延，但相对于全球的疫情大暴发，总体上可控。

2020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向东盟秘书处提供防疫物资捐赠仪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东盟秘书处举行。

第二，分布不均衡。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东盟疫情进入僵持阶段，各国确诊人数发生更替，马来西亚从第一位下降至第四位，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占据前两位。截至6月12日，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三国确诊人数分别为4万人、3.6万人和2.5万人，三国合计占东盟确诊总人数的89.1%。

第三，防疫方向有所变化。东盟早期主要以防范境外输入为主，到3月中下旬后转向应对本国和本地区的暴发，防控措施有明显的阶段性。3月9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签署行政命令，宣布菲律宾进入卫生紧急状态。3月10日，印尼因确诊人数激增而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防控政策。3月18日，马来西亚总理穆希丁宣布落实行动管制令。3月26日，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原则上批准政府动用国家储备金，以应对国家“前所未有的危机”。同日，泰国实施《紧急状态法》，并关闭所有边境口岸。3月31日，老挝卫生部宣布将疫情防控等级调整为三级，前后两日出台政令关闭所有国家口岸及国家机关。由于前期的主要任务是防范境外输入，因而对国内居民的防疫措施总体上比较宽松。后期则有了很大改变，各国均采取了空前严厉的防控措施。

防疫措施成效明显

东南亚多数国家采取了遏制策略，主要通过边境封锁、加强隔离等措施抗击疫情，同时积极采取财政预算倾斜、经济补贴、降息等短期措施应对对经济的冲击。从疫情防控效果来看，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

由于东盟各国对疫情的发展判断不尽相同，国情有所差别，各国防控措施也有较大差异。以新加坡和印尼为例，早期阶段两国管控较为松散，确诊人数以及死亡病例数增长较快。新加坡由于外籍劳工问题确诊病例呈现爆发式增长，印尼有2亿多人口，地区分布广，客观上增加了防疫难度，且政府对形势判断不准确。

截至6月12日，东盟国家中越南、缅甸、文莱、柬埔寨和老挝确诊人数均在500人以下。越南作为2020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在国际交往中保持了较高的信息沟通能力，政府及时出台防疫措施，确诊人数较少。其他国家确诊人数较少与较低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关。多数中南半岛国家农业占比相对较高，城市化水平有限，人口密集程度较低，降低了疫情集中暴发的可能性。疫情期间，东南亚各国的中央政府权力普遍集中，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更加凸显了公共权威部门的重要性。东盟作为东南亚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平台，尽管体制较为松散，约束力有限，但依然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东盟国家疫情虽然总体可控，但国别分化较为突出，新加坡、印尼和菲律宾疫情仍相当严重，而其他国家纷纷采取放松管控措施，加快复工复产。越南宣布于4月26日开始正式复工复产；泰国政府宣布于7月1日取消所有商业活动禁令，取消从3月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马来西亚从5月4日开始“有条件的放松”，6月10日开始实施“复苏式”行动管制；柬埔寨宣布于5月20日解除对六国公民禁止入境禁令，并于6月逐步恢复体育赛事；老挝政府5月29日表示放松部分防疫措施；新加坡则宣布自6月2日起进入疫情解封的第一阶段。不过，鉴于全球确诊人数已突破800万，东盟国家又处于全球交往的活跃地带，能否完全走出疫情仍需进一步观察。

（钟飞腾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新冠疫情推动中国与东盟合作提速增质

张 洁

中国与东盟毗邻而居，人员、贸易、投资的密切联系决定了联防联控疫情的必然性。4月14日，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表示，从防控疫情角度讲，我们命运与共；从维护经济发展角度看，我们利益攸关。

中国是东盟开展抗疫合作的第一个对象国，双方的合作很快与中日韩合作、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形成“共振”，推动整个东亚地区实现守望相助、务实合作的良好态势，与混乱无序的全球抗疫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抗疫合作反映出东盟仍然是中国外交中关系最稳定、合作基础最深厚的伙伴，10+3合作不仅为维护东亚和平、安全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会继续成为后疫情时代支持全球化与多边合作的中坚力量。

疫情冲击东盟议程

新冠疫情在东南亚的暴发与蔓延对东盟议程产生巨大冲击，这种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20年1月底到3月中旬，此时疫情尚未在东南亚地区暴发，鉴于新加坡、越南陆续发现确诊病例，大多数东盟国家开始采取防控措施。2月14日，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的越南发表了《关于共同应对新冠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此后疫情防控逐渐被纳入东盟工作议程。但整体来说，这一时期东盟各项活动仍按原计划进行，并未做出太多调整。

3月20日前后，疫情对东盟议程的影响进入第二阶段，出现了两件标志性事件。一是越南在3月19日宣布第36届东盟峰会将推迟到6月底召开，二是东盟几乎所有会议都改为视频会。根据东盟官网发布的年度日历，2～5月原定举行100多场会议，包括东盟内部各层级会议，东盟与美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的首脑峰会或对话会，以及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的会间会。这些会议大部分被迫延期或取消，另外一些则改为视频会议。

这一阶段，联合抗疫成为东盟议程的优先事项。就任东盟轮值国主席之初，越南确定了2020年度东盟的五大优先事项以及诸如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审查《东盟宪章》、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但是，3月中旬后，疫情防控几乎全面占据了东盟议程。东盟临时、密集召开了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增加了与中日韩、欧盟、美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对话伙伴的特别会议，共商联防联控疫情事宜。

2020年4月14日，越南总理阮春福（中）等参加东盟特别峰会。各成员国一致同意加强对内对外交流合作，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互帮互助。

从4月中旬至今，疫情对东盟议程的影响进入第三阶段，东盟推进地区合作的重点从联防联控疫情扩大为推动疫情后复苏、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粮食安全、扶助贫困人口、治理非法移民等更多议题也被纳入其中，各国更多部门参与到对话与合作中。5月，越南积极准备第36届东盟峰会，这表明东南亚的疫情趋于稳定，东盟议程开始逐渐回到既定轨道，但抗疫作为常态化议题将会长期存在。

总体来看，疫情对东盟议程的冲击是显著的，而东盟的应对也是较为及时有效的。当然，地区合作从达成共识、发布宣言到措施落实，既需要时间更需要执行力，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东南亚学者发出东盟应加强行动力的呼声。同时，东盟各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社会管理能力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在疫情集中暴发阶段，东盟各国彼此互助有限，成效甚至逊色于与外部合作。这对于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来说，是长期性的制约因素。

“双轨思路”塑造合作亮点

东盟注重大国平衡，拥有诸多对话伙伴。但是，疫情暴发折射出这些关系的紧密度存在着显著差异。3月13日，东盟与俄罗斯举行第18次联合合作委员会会议，没有涉及疫情问题。3月20日，东盟与欧盟举行新冠疫情防控部长级会议，但未形成实质性的合作。东盟与美国举行了至少三次高级别的疫情防控合作对话，双方合作的重点是疾病预防控制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合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承诺为东盟提供5亿美元紧急援助。总体来说，东盟与美国的合作更具有长期性，但难解东盟“燃眉之急”。相比之下，东盟与中国、10+3的合作反应速度快、范围广、力度大，优势突出。

笔者在5月底参加了中国—东盟雅加达论坛2020年第一次会议。与会东南亚学者表达的三个“肯定”令人印象深刻，即，肯定中国是东盟开展抗疫合作中的第一个对话伙伴，肯定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的巨大胜利，肯定中国—东盟抗疫成果斐然。

中国—东盟的抗疫合作具有“双轨思路”的特征，一轨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另一轨是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

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层面，双边关系紧密度较高，参与主体多，抗疫外交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也很高。从1月底到5月底，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外长间通话、会晤累计20余次。1月30日，中国与新加坡外长进行了电话沟通；2月初，柬埔寨首相洪森访华，柬埔寨国王与太后对中国的疫情表达慰问并提供现汇支持；习近平主席与印尼总统佐科通话两次，等等。

在疫情暴发初期，东南亚各国人士以及中国海外企业和公民为中国捐赠了大量的抗疫物资。东南亚疫情暴发后，中国驻外使馆、地方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军队都为东南亚国家捐赠了医疗防护与生活物资。当然，一些国家民间与媒体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噪音，这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心相通、增信释疑工作仍需下大工夫去做。

根据东南亚各国的实际情况与需求，中国政府采取对口省份进行援助的方式，例如福建省对口菲律宾、云南省对口缅甸等。中国共向东南亚国家派出八批抗疫医疗专家组，向部分国家派出了两批次，此外还帮助菲律宾、缅甸建立病毒检测实验室。今年恰逢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建交纪念日“逢五逢十”的特殊年份，包括中国与越南、缅甸、印尼建交70周年，与菲律宾、泰国建交45周年，与新加坡建交30周年。由于疫情原因，大多数庆祝活动被简化。但这并不能阻碍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的不断深化，正如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溪连撰文所言，通过抗击疫情的考验和磨炼，这些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民心更加相通了，友谊更加深厚了，共同体意识更加紧密了”。

中国与东盟组织层面的抗疫合作对于加强整个地区的合作意愿与信心、及时确定和调整合作方向具有重要引领作用。2月3日，东盟与中日韩召开卫生发展高官特别视频会议。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五次外长会在万象举行。临时增加召开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反映了中国—东盟对话的灵活性。当时正值中国抗疫的关键阶段，特别外长会议的召开对于公开中国防疫现状、稳定与促进中国—东盟的紧密合作以及有效防止疫情的扩散具有重要意义。3月20日中日韩三国召开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视频会议。4月14日，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特别会议召开并发表了联合声明，东盟各国领导人认为，中日韩三国防控疫情的经验对东盟非常有用，会议的召开有助于动员东盟各国整个政治体系和卫生部门的共同参与。此后10+1、10+3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均围绕特别会议确立的合作项目开展行动。

合作将加速拓展

中国—东盟务实的抗疫合作与东亚地区长期形成的合作认同、习惯与机制建设密不可分。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通话中所说，中国与东盟各国建立了十分成熟和稳定的关系，彼此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这些都将加速中国与东盟的务实合作。

首先，合作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与东盟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是全球化与地区合作的受益者。面对近年来单边主义、逆全球化大行其道，中国与东盟国家始终倡导全球化，坚持地区互联互通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加速推进RCEP谈判。正因如此双方才能在抗疫问题上再次达成合作共识。

其次，共同经历养成合作习惯。2003年“非典”时期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就在非常期间召开了特别会议并开展了一系列合作行动。此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又共同应对禽流感等多次公共卫生安全的挑战，既积累了合作的经验，也增加了合作的信心。

再次，不断发展的地区合作机制化建设为有效开展联手抗疫提供了保障。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多个合作措施均以已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为依托，主要包括2011年10月成立的10+3大米紧急储备机制（APTERR）；同年11月成立的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AHA）；2012年2月成立的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2016年11月成立的东盟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中心网络（ASEAN EOC Network）。这些机制覆盖了公共卫生、经济、粮食安全等领域。

最后，东盟，尤其是轮值国主席越南的作用可圈可点。中日韩合作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先行作用，东盟则为更广阔的地区合作提供了对话平台。作为轮值主席国，越南国内抗疫成果斐然，同时还积极协调东盟抗疫的对外合作，设置抗疫议题、调整与发起特别对话，均收效良好。越南提出关于东盟设立抗击疫情特别基金的建议，也得到了中国等国家的支持。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防控疫情将成为“新常态”，尽快实现复工复产、刺激地区经济复苏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可喜的是，经此一“疫”，当前地区合作进程出现加速度的态势。一方面，中国与韩国、新加坡开通了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与打造便利两国货物贸易的“绿色通道”，中国与缅甸也已开通“快捷通道”，吸引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跃跃欲试。另一方面RCEP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更为凸显，越南、新加坡、泰国等国在疫情期间多次表示，要在2020年底之前正式签署RCEP。这表明，在各界广泛忧虑疫情对国际形势冲击的大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方向并没有改变，进程也不会中断，应充分重视合作的示范效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疫情之下，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逆势发展

钟飞腾

由于东南亚疫情的发展，各国的应对也随之改变，影响了政策稳定性，导致企业投资出现不确定性。相应地，各机构对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做出了调整。当前，东盟已经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经济和外交层面看，应重点关注东盟地区。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因此，我们既需要逐步跟踪分析地区经济增长态势，也需要据此分析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走势。

2020年2月26日，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口岸，正逐步恢复往日的繁忙。友谊关口岸是中国通往东盟便捷的国际贸易通道。

东南亚经济复苏前景

关于东南亚经济发展前景，各类机构的预判经历了数次修改，早期的报告比较乐观，近期则越发重视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之外，亚洲开发银行（ADB）、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以及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这三个本地区国际机构也极为重视此次疫情对东南亚的冲击。

按照疫情变化和各类机构预测报告中分析框架的转变，可以划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各类报告以中国疫情外溢影响为中心进行分析，从供给侧讨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断供造成的影响。2月，多数机构对东南亚经济的展望较为乐观，把中国经济受冲击作为东南亚外部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AMRO在2月1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新冠疫情在中国的暴发将导致东盟与中日韩（10+3）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ADB在3月6日的简报中则指出，新冠疫情将通过多种渠道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包括国内需求急剧下降、旅游和商务旅行减少、贸易和生产联系供应中断和健康影响等，强调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

第二阶段，3月18日国际劳工组织（ILO）就业数据预测改变了对东南亚的判断。据AMRO估算，东南亚的非正规经济规模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25%以上，凡是对就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的危机都会引起东盟各国的重视。ILO预测，新冠疫情将导致新增2470万失业人口，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2200万。这是国际组织第一次将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进行对比。此前，多数机构评估疫情影响时，模型预测参考的是2003年“非典”对经济和社会冲击。由此，国际机构认识到，需要放弃原有的认识基准，转向更加重视本地区疫情的影响。

第三阶段，IMF命名疫情冲击为“大封锁”，构成评估经济形势的新基准。4月中旬，IMF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0%，认为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IMF对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增长前景的预测远比ADB悲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这五国的经济增速由2019年的4.8%下调至2020年的-0.6%。很快，地区内机构也进一步修改预测。4月23日，ERIA认为，新冠疫情将严重影响东南亚经济体，需求和供给都冲击了供应链。4月24日，AMRO修正了对东盟经济体增长的预测数据,认为2020年10+3的经济增速为0.2%，比前一次预测低了1.8个百分点。AMRO重点调低了菲律宾的经济增速，调整幅度最大，从4.5%调低至0.2%，明显低于IMF的0.6%。

菲律宾成为讨论复苏前景的典型案例。在如何看待菲律宾2021年的发展前景上，市场机构与这些国际主流机构的看法有显著差异，认为经济无法实现“V型”复苏。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情况相类似，印尼确诊人数列东盟国家第二，死亡病例第一。5月初，印尼公布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增长3.0%，低于市场预期的4.0%，是近20年来最疲弱的季度数据。由于佐科政府自4月初实施更严格的社会隔离政策，限制区域内流动，并开始禁止旅行，预计第二季度经济还将下滑。越南虽然控制了疫情，但4月的经济数据仍大幅度下降。4月13日，越南经济与政策研究院（VEPR）发布2020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报告，预测2020年越南经济最好情况是增长4.2%，最差情况是增长-1.0%。越南国家统计局（GSO）数据显示，3月份越南工业产出增速达到5.4%，4月却迅猛下跌至-11.4%，破新低。

第四阶段，6月8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至-5.2%，并认为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也是1870年以来出现人均产出下降的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次。报告预测2020年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速为0.5%，相比其他地区是唯一的正增长。具体来看，越南将获得2.8%增速，缅甸和老挝维持正增长，印尼增速为零，而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柬埔寨增速分别为-5.0%、-3.1%、-1.9%和-1.0%。

贸易在冲击中发展

2019年东盟货物出口约为1.4万亿美元，根据货物出口额东盟十国可以分为四个组。第一组是新加坡，出口额4000亿美元，约占东盟的30%。第二组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占比介于10%～20%之间。第三组为菲律宾，占比低于5%。第四组是缅甸、老挝、柬埔寨、文莱，合计占比3%左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越南的出口增速遥遥领先于其他东盟成员国，目前是仅次于新加坡的第二大出口国，出口额连续多年实现稳步增张。同时，越南也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因而越南的货物出口成为观察新冠疫情冲击的一个重要指标。

资料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中国5月份出口增速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以
美元计价的所有出口。

自2020年1月起，中国货物出口连续三个月负增长，但从3月开始起有所改善，4月进一步恢复至3.5%，5月又下跌至-3.3%，这可能预示着全球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开始全面显现。东盟国家中主要货物出口国受疫情冲击，影响逐渐显现。3月，中国疫情影响东盟，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货物出口增速均为负增长。自4月份起，东盟自身的疫情影响凸显，越南4月和5月货物出口增速分别为-13.9%和-15.5%。5月，新加坡出口增速也下滑至-16.8%。随着全球疫情的发展，新加坡、越南等严重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国家，越来越受到欧美疫情严重暴发的负面冲击。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注：海关总署在公布2020年1至2月数据时，给出的是两个月的总值，图中以平均数计算。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1～5月，以人民币衡量，中国与东盟贸易增长4.2%，但以美元值衡量则双边贸易增长仅有0.9%，其中中国对东盟出口同比增长-0.4%，进口增长2.6%。东盟自2019年超过美国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今年第一季度超过欧盟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贸易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受中国农历春节假期影响，每年2月贸易额为全年最低。2019年数据表明，3月迎来明显反弹，4月略有下降，5月有所增长，6月也有小幅增长。

资料来源：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2020年3月，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为568.9亿美元，实现了初步反弹。然而4月双边贸易额为512.2亿美元，比3月减少56.7亿美元。按过去三年的月平均增速1.3%计算，4月份双边贸易的理想值应该在576.3亿美元，实际贸易额比理想值少了65亿美元，降幅达11.3%。按这一速度计算，5月双边贸易额应为455亿美元。然而从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看，5月实际双边贸易额为494亿美元，仅比4月减少18亿美元，降幅已经大大缩小，情况似乎在好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6月的双边贸易额会迎来反弹。4月，贸易降幅最大的前三个国家分别是越南（22.6亿美元）、马来西亚（16.5亿美元）和菲律宾（14.2亿美元）。新加坡和印尼比3月份分别减少了4800万美元和6400万美元，几乎没有变化。从5月份数据看，中越双边贸易额达137.5亿美元，比4月减少3.9亿美元，增幅小于4月的15.6%。这表明，尽管中越双方都属于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国家，但双边贸易仍受到疫情的较大影响。5月，除中国与马来西亚实现贸易额环比增长之外，与其他几个主要东盟成员国的贸易环比均有小幅下降。

从4～5月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新冠肺炎确诊新增人数看，这与中国与各国双边贸易额的增减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例如，从4月初至5月底，越南新增确诊人数仅为116人，但5月的双边贸易额却比3月减少了26.3亿美元；而新加坡新增病例约3.4万人，贸易额比3月仅减少了6.5亿美元。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与新加坡、越南的贸易结构有所不同，中越贸易激增主要是中间品贸易，而中国与新加坡主要是制成品和服务贸易。WITS贸易数据库显示，2018年中国对越南中间品出口达到293.6亿美元，超过对新加坡中间品出口额近250亿美元。此外，2018年中国对越南出口还集中在纺织服装业，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容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而在中国对新加坡出口中，燃料产品占到18.9%，对新加坡出口下降有可能是油价下跌造成的。

另外，尽管受到疫情冲击，泰国出乎预料地实现了对华贸易正增长，原因可能在于泰国是全球一次性口罩和防护服出口国。WITS贸易数据库显示，2018年泰国在该项上的出口额列全球第一，表1数据似乎也能够证明这一点，泰国3月和4月出口增速明显，在东盟国家中异常显眼。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与东盟国家抗击疫情取得积极成效，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增势一枝独秀。不过，第二季度贸易增势减缓，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疫情不断升级，冲击到依赖于外部市场的东亚经济体，且对各国维护供应链安全也产生了负面影响。4月和5月，越南出口大幅度下降，使东盟的贸易前景面临极大挑战。

同时，多数机构一直在下调2020年东南亚经济增速。4月下旬，AMRO预测2020年10+3实现经济增长0.2%，其中印尼增速为1.1%，中国增速2%。6月上旬，世行的预测则更为悲观，印尼零增长，中国1.0%，发达国家增长-7.0%。显然，全球和地区经济形势还在下滑，各国政府将会进一步调整政策。当前，全球化进入减速发展阶段，推进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区化将成为新的发展动力。中国需出台更大力度的区域贸易政策，继续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妥善化解疫情对东南亚“一带一路”项目的冲击

张 洁 唐 晴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推进方向，聚集了许多重大项目。疫情导致人员与物资流动受阻、市场需求下降、投资停滞等多方面问题，对项目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加大了项目潜在的安全风险。

多因素的冲击

东南亚“一带一路”重大项目众多，主要项目包括中老铁路项目、雅万高铁项目、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马东铁项目）、恒逸石化大摩拉岛综合炼化项目（恒逸文莱项目）等。

在东南亚地区，疫情不仅引发了公共卫生安全危机，而且负面影响迅速扩散到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采取了关闭边境、停飞国内外航班、实行大规模隔离政策等措施，客观上造成“一带一路”项目人员短缺、物资紧张、需求减少、资金吃紧等困难。截至5月底，虽然多数项目没有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部分项目出现了停工停产（参见下页图表）。

总体来看，疫情对项目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各项目出现不同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影响项目正常运转。从2020年1月23日湖北省武汉市封城开始，中国强有力地防控疫情，东盟各国随即跟进，先后采取限制入境、禁航等措施，导致项目的中方人员返岗受阻。3月中旬后，东盟各国实行严格的社交隔离政策，本土员工供给不足。4月10日马来西亚逐步放开部分行业后，仍要求开工项目将施工人数减少50％。第二，各国采取严格的口岸、复工和交通管制措施，物资生产与运输效率降低。第三，国内国际需求大幅下降，旅游业、零售业及石油产业受影响严重。恒逸文莱项目受全球经济活动停滞、国际油价暴跌等因素影响，项目原有盈利下降。第四，出现资金挑战。以雅万高铁项目为例，为应对疫情影响，印尼公共工程和公共住房部响应政府要求削减预算，同时由于经济活动停滞及采取税收优惠措施，预计今年印尼国家税收将会大幅下降，对项目资金支持力度也随之减小。

应对举措特点突出

面对各国不同的疫情形势与防疫措施，“一带一路”项目立足于自身特点，及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而保障在建项目如期完工、建成项目平稳生产。

具体而言，东南亚“一带一路”项目采取的措施体现了“三个结合”的特点：一是线上与线下方式相结合。为缓解人员流通受阻对生产建设与投资的影响，各项目利用技术优势，将智能化、数字化与抗疫生产结合，通过线上“云模式”助力复工复产。例如，雅万高铁中国设计团队加大了国内对印尼现场的技术支持力度，合理安排远程办公。南方电网越南永新一期电力有限公司通过视频会议与多个越南企业签署了粉煤灰综合利用合同，推动当地环保、建筑行业发展。

二是用工、物资属地化与调整原有供应相结合。各企业提高属地化程度，同时为保证项目的质量与效率，协调滞留中国的员工回国，促进生产材料供应商复工。云南国际公司老中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分批外派人员，同时依靠聘用本地员工来补缺。1月底，承揽中老铁路项目物资供应任务的中国铁路物资集团启动应急预案，使用海陆联运。金港高速项目通过租赁当地设备缓解设备紧缺。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一公司马东铁路项目部与签证代理及劳务公司协调，引入属地和第三国劳动力，同时利用留守的管理人员弥补劳动力缺空。

三是配合政策与主动作为相结合。在遵守所在国防疫政策的同时，各项目的中资企业主动作为，提前采取应对措施规避疫情带来的风险。越南永新公司在春节假期分析供应风险、疏通海关与物流渠道、协调煤船运载事宜。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西水电工程局有限公司菲律宾公司做好证据收集、举证和项目工期和费用索赔的工作，及时向业主发出不可抗力事件通知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中资企业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成效明显。截至5月底，多数项目实现复工复产。同时，各中资企业与所在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及时沟通，增信释疑，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向政府、医疗机构、居民捐款赠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但是，有些项目在应对疫情时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疫情冲击的应对逻辑，开展企业应对措施有效性的分析。有些项目受限于自身特点，远程办公、属地化措施替代性较差。例如，泰中罗勇工业园于3月底推出了“在线+直播”的接待投资考察新方式，但效果不佳。基建工程类建设几乎无法使用远程办公，临时属地化的措施也无法弥补机械设备的缺口，一些当地劳工纪律意识淡薄、专业技术较差等问题也直接影响项目正常生产。此外，还有部分项目危机意识与管理薄弱，因被动应对而错过了规避风险的最佳时机。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外官方渠道、中企官网及主要媒体的公开信息整理而成。

全面认识风险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案例可知，影响“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疫情防控成效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所在国的防疫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在东南亚国家中，越南的防控疫情成效显著。印尼疫情最严重，整体防控政策效果差，对“一带一路”项目的负面影响最为突出。从1月28日起，印尼政府就严格限制境外人员与货物入境，直接限制了雅万高铁项目的人员返岗和进口材料到位。4月10日，印尼采取措施限制大规模社交之后，雅万高铁项目基本停工，这意味着该项目无法按时完工。5月29日，印尼经济协调部门宣布，雅万铁路将延迟一年通车。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海外权威官方渠道、中企官网及媒体的公开信息整理而成。

第二，中资企业的安全管理与危机处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菲律宾卡利瓦大坝项目受到疫情影响较小。这得益于春节坚守员工超预期推进工程进度，对冲了疫情影响。另外，该项目中资公司能够根据菲律宾国内疫情发展及时调整应对措施。中国国内疫情暴发后，广西工程局菲律宾公司迅速抽调关键岗位人员返岗。1月28日菲暂停向中国公民签发落地签证后，公司及时召开防疫会议，落实防疫工作。随着菲律宾防控政策升级，项目部及时制定了应急停工和防疫预案，实行封闭管理。

第三，员工本土化程度与疫情防控成效直接相关。多数进入运营状态的项目注重实现用工本土化，这既避免了人员入境限制，又缓解了与当地社会的就业矛盾。例如，中缅油气管道项目的用工本土化率达到了80%，雇佣缅籍员工900多人，其中近200人成为公司的中坚力量，为项目在疫情期间的正常运营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四，项目类型及特点与受到疫情冲击程度具有相关性。“一带一路”项目可分为基础设施类、工业类、工业园区类等。在疫情中，工业类项目（尤其是已经投产的项目）受到影响较小，因为此类项目便于实行封闭管理，用工人数来源稳定，在疫情中仅需重点应对生产材料问题，如中缅油气管道项目、恒逸文莱项目和越南永新燃煤电厂项目。工业园区类项目受到的影响较大，如印尼德龙工业园、中泰罗勇工业园虽然较早实行封闭管理，落实防疫措施，但是由于过度依赖中国公司人员及材料供应，抗风险能力不足。基础设施类项目受到冲击最为严重，尤其是大型铁路建设项目，这类项目处于建设的实施阶段，工作环境开放，施工人员和建设物资需求量大，本土化实现难度大，面对防疫政策调整空间较小。

令人欣慰的是，6月以来，东南亚疫情形势趋近稳定，各国逐步解封，尤其是中国与新加坡启动的“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全面恢复建设和生产创造了便利条件。但是，全球范围内疫情继续恶化，防疫工作具有长期性。为应对海外公共安全风险，企业应重点关注供应链安全，转变员工培养模式及用工偏好，提高属地化程度；将智能化、数字化同生产相融合，发展智能制造。此外，还应该加强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并做好与各方的协调。

（张洁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