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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将去往何处
2020/7/31 17:04:44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11期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种逆全球化思潮、反全球化运动此起彼伏。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再到2017年美国保守的特朗普政府的上台,以及世界范围内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的兴起,逆全球化浪潮来势汹涌,大有扭转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之虞。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优先”政策指引下,陆续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协议,大打贸易战,倡导中美经济脱钩,并试图亲手改变二战以后由它建立和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的一系列逆全球化行动将把世界带向何方,这是值得所有国际社会有识之士思考的重要课题。 今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逆全球化在疫情的助推下对全球供应链造成重创,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脱钩”。甚至有舆论声称,新冠疫情将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全球化进程将因为疫情而彻底扭转吗?面对疫情推高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编者手记

逆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将去往何处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大楼。受新冠疫情影响,3月9日,纽约股市开盘出现暴跌,随后跌幅达到7%上限,触发熔断机制。

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侵袭

徐秀军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的进步、各国人民的交往,并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这说明,经济全球化符合各国共同利益。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并导致了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思潮。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经济全球化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形式和内涵虽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但仍将是世界不可阻止的时代潮流。

日益加大的逆全球化挑战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挑战日益凸显,并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乏力。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6年全球货物出口总额连续两年负增长,分别为-13.5%和 -3.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年均增速达20.2%,而金融危机以来的10年间,FDI流入额年均增速均为负增长。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中,内顾倾向加大,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进展减缓。

在欧洲地区,英国脱欧给欧洲一体化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随着英国脱欧谈判的启动,欧洲主要大国在理念上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分歧已难以弥合,并由此大大增加了彼此之间政策协调的难度;另一方面,面对英国脱欧后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欧盟难以出台新的促进政策和规划,也难以引导各成员采取更加有效的一体化行动。

在北美地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了具有明显排他性特征的新版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墨加协定》没有将“自由贸易”作为核心内容,而是大幅增加了有利于美国的条款内容,并增加了普遍被认为针对性和排他性很强的“毒丸(poison pill)”条款。 在亚太地区,虽然区域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消极因素。2019年11月4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并计划在2020年签署协定。12月初,RCEP法律文本审核正式启动。但印度因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能否在其他成员签署协定时加入RCEP仍存较大不确定性。

同时,全球治理进展缓慢。尽管一些全球治理机制积极寻求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对策,但因一些国家的阻扰而未能在重要问题领域达成新的共识。首先,在2019年6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上,G20领导人聚焦全球经济、贸易与投资、创新、环境与能源、就业、女性权利、可持续发展、全球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在会后发表《大阪宣言》,但由于缺乏有约束力的规则和有效的行动,此次会议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塑造贸易投资动力、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国际经贸机制等问题上,都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球治理赤字更加凸显。其次,尽管G20领导人重申支持WTO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提高其职能,但在原有规则的修订和新规则的制定上都远未形成一致意见。并且,由于美国的阻挠,WTO上诉机构长期不能维持正常运行。最后,美国在G20峰会上重申其决定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并在2019年11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要求退出,给全球气候治理蒙上阴影。

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未能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竞争和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并给世界经济增加了新的风险和挑战。在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中,收入和财富不均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据有关统计显示,当前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全球公认的0.6这一“危险线”。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世界最富有的1%的人口拥有世界45%的财富,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世界82%的财富。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拥有全球40%的百万富翁(资产在百万美元及以上);在全球排名前1%的富翁中,有40%来自美国。

为此,一些国家将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大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人为阻断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贸易政策上采取了更加强硬且力度更大的保护主义措施,从而导致全球面临的逆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都不能仅凭一己之力解决自身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解决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能因噎废食,而应不断加强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经济体系。同时,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

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先后将其列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性大流行病”,并将其风险等级提升至“非常高”的最高级别,新冠疫情无疑将对经济全球化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世界经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图为2019年夏季达沃斯主会场——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内场景。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冲击。疫情发生后,商品、服务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而受阻,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经济“脱钩”。202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经济将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糟糕局面,经济增速将跌至-3%。全球需求急剧萎缩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的大幅下滑。2020年4月,WTO《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降幅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低增长水平。并且,产业链较长的电子产品和汽车贸易可能会下滑得更为剧烈。除了疫情在客观上导致的产业链断裂外,一些国家还出现了要求同其他国家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的呼声,甚至已转化为加速全球产业链“脱钩”的政策举措。经济全球化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短期来看,全球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脱钩”将难以避免。在经历疫情后,各国都提高了对经济过于依赖外部的警惕,这可能引起“脱钩”政策的盛行。甚至有人认为,疫情为全球经济“脱钩”提供了测试。一些经济上对外较为依赖的国家开始反思各自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对外部世界的过度依赖。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今后一段时间内全球经贸依存度下降以及全球产业链的断裂。但从长远来看,疫情中加速成长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将会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增长点。近年来,在线科技、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的加快运用,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将倒逼各国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的加速成长,依托这些新技术,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将会在重构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以新的形式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为何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陈 曦

逆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可以说从全球化开始之时,制约全球化的力量就相应存在,由此造成逆全球化现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在历史上,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使当时世界各国普遍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对自由贸易造成了严重打击,甚至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低迷,也一度爆发了逆全球化浪潮。自2017年以来,新一轮逆全球化愈演愈烈,这一次美国成为了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表现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始陆续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协议。退出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等,退出的多边国际协议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全球移民协议》《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这种“退群”行为无疑是在破坏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第二,从2018年年初起,美国针对中国等国家发起了贸易战,尤其以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最为激烈。中美贸易战由美国主动挑起,并且不断升级。美国在此过程中数次宣布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迫使中方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除中国外,美国还对自己的盟友,如欧盟、加拿大等发起贸易战。贸易战给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带来严重打击,对世界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美国逐渐强化边界的重要性,加深国内的反移民倾向,搅动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特朗普上台后,推动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修筑隔离墙。他不断强调“美国优先”的信条,激化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在对待移民的政策上也相较以往开始收紧。随着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势头的上升,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不断向主流渗透。美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兴”已经反映在美国内政外交的多个方面,削弱了长期在美国占据主流的全球主义的影响力。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多重因素

美国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其做出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分为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在国内层面,满足资本扩张的需求是决定美国逆全球化行为的主要原因。资本扩张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这一过程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资本在市场环境下流动,实现对资源优化配置,追求最大利润,这是资本的特性所决定的。但是,目前美国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了一个难以脱身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影响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美国企业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将制造业外流,从而造成的一个非常严重后果就是制造业的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轮全球化浪潮中,经济快速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且实现了制造业升级,对美国曾经的制造业优势地位造成极大的冲击。虽然美国一直掌握科技研发和金融上的优势,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但是却无法通过本国制造业实现发明创新的量产。因此,美国现在重新倡导制造业回流本国,减少对其他国家制造业的依赖,正是出于这样的资本逻辑——改变已经形成的全球产业链闭环,重新实现其资本扩张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推动逆全球化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国内社会保护运动带来的压力。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描述了市场扩展与反向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构成的“双重运动”。放任市场经济不受限制的发展会引来反向的社会保护运动,使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行业和群体免遭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侵害。美国国内的情况正是如此,受全球化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影响,其国内竞争力较弱的行业资本和劳工利益受损,这一部分人正是代表了反对全球化的力量。特朗普积极推进制造业回流既能缓解这种社会保护运动带来的压力,也能争取到这类人群中选民的支持。

美国愈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占领华尔街”运动于2011年9月17日在纽约爆发。图为2012年3月17日,“占领华尔街”
运动爆发届满半年,大批示威者前往美国金融中心华尔街游行纪念。

在国际层面上,美国之所以成为逆全球化的倡导者,是因为它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外部安全压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份月报显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在进行一系列改革,这将导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重要改变。与以往情况大相径庭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接受外国投资时,正在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多地考虑进来,这将会影响到美国的诸多决策。毫无疑问,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改变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深刻影响,首当其冲的正是被美国认为“头号对手”的中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逆全球化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的“去中国化”行为,以此消除所谓中国带来的安全威胁。

美国感受到外部安全压力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与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霸权地位逐渐衰落密切相关。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作为霸权国,美国维持了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了“美元霸权”下的经济秩序。虽然美国建立这一秩序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起点,但是客观上它却为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让许多国家能“搭便车”。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推动了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红利,而美国认为享受到这些红利的国家反过来成为了其竞争者。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后来的欧盟,还是现在的中国,都是美国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竞争者。中国同日本和欧盟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在安全上不依附于美国,这令美国的担忧加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程度的加深,美国认为过去的体系和秩序已经不是最有利于自己的。这个时候,改变自己一手建立的秩序反而对美国更加有利。逆全球化行动就是美国为此采取的重要举措。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行动无疑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恶劣影响,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尤其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其恶果逐渐显现。原本中美两国之间通过大国协调、通力合作,不仅能够有效应对疫情,也能够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回到正轨,促进经济复苏,然而,美国依然在其倡导的逆全球化方向上前行,甚至不顾眼前的危机,这样的做法在短期内会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也使中美两国在经济上“脱钩”的风险加大。从中期来看,美国采取的逆全球化行动会让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更加严重。由于美国陆续退出多个重要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再加上美国在WTO中不配合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使其陷入瘫痪,这使得现有的国际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世界各国都应当考虑到最坏的结果:一旦逆全球化的力量足够强大,国际秩序将陷入混乱。但从长期来看,人们依然有保持乐观的理由。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资本不断突破国家边界形成全球循环的过程,它塑造着新的国际劳动力分工,同时还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些都不是某一个国家逆全球化的行动就可以阻止的。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动从长期来看,无非是在塑造全球化新的形态,这反过来或许能够使中国等其他国家重新调整经济结构,在新的全球产业链和全球化整体进程中找到更适合自身发展的位置。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

逆全球化从“供需”两侧影响全球供应链

马 涛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逆全球化浪潮伴随着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精英主义等形式卷土重来,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正在全世界蔓延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制造业供应、商品需求和旅游业造成了深刻影响。在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各国要努力遏制由于疫情引发的新的逆全球化浪潮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重创,避免世界经济重蹈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参与国退出供应链将导致供应链断裂,造成“供应冲击”

逆全球化从供给侧一方来说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主要源于一些供应链参与国不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结果。全球供应链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参与国退出供应链会严重影响上下游国家的生产合作,甚至会导致供应链断裂,造成的“供应冲击”导致各个国家的产能下降。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频繁实施单边主义政策,退出各种区域一体化组织,以“让美国再次强大”为名义大搞保护主义。近期,美国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德洛建议,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全部撤离,由美国政府承担全部“搬家费”;日本政府也推行“改革供应链”项目,提供2435亿日元项目经费资助日本制造企业撤回本土。美日的跨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一般占据高端位置,这一做法将破坏相关供应链的完整性,最终导致下游企业难以找到替代而使供应链断裂。

逆全球化浪潮将导致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严重失灵。早在执政之初,特朗普政府就试图使用“美国优先”的政策组合重塑美国经济乃至国际经济秩序,这一政策给全球供应链带来难以估量的不确定性。美国不仅频频退出或者重谈区域一体化协定,还抵制多边贸易体制,其保护措施将通过供应链的传导机制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美国的“新重商主义”使美国经济由开放向封闭倒退,完全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相背离,也与互联经济不断深化的地区发展严重脱钩。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战略转变就是要从供给侧重构国际经济规则,进一步垄断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借以稳固其世界霸权地位。

与美国恰恰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不断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多边主义,中国正日益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供应链的“中心”,努力维系着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扩展并且重构全球供应链的发展格局。

新冠疫情等突发性事件从需求侧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

从需求侧看,一些突发性事件会对全球供应链造成毁灭性破坏。例如,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2011年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以及当下暴发的新冠疫情等,均从需求侧深刻影响着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尽管上述事件不属于逆全球化思潮的范畴,但是由于上述事件引发了新的逆全球化浪潮,因此以多重因素叠加的效应对全球供应链形成沉重打击。

近几年,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的“制造业回流”将会显著降低全球供应链的外部需求。这些国家的战略意图在于增加边境内生产消费需求和劳动力就业。外部事件通过扩大内部需求来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也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攻击供应链脆弱性的机会。当前,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美国有学者建议美国可以对中国在经济上采取“部分脱离接触”战略。美国等国家可能会借助新冠疫情,加速从中国等国家撤资或者撤回企业,以破坏全球产业链为代价来保证其本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就业。不过,疫情之下的美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4.8%,4月份失业率飙升至14.7%,国内消费需求也不断滑落,根本没有资金和余力从中国转移供应链上的企业回到美国本土,或者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所以,从需求侧来看,新冠疫情不太可能加速而是会减缓中美经济脱钩,进而降低了由于中美经济脱钩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二次伤害”的可能性。

2019年11月6日,第二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70年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分论坛在上海举行。图为波兰前副总理
格泽高滋·W·科勒德克在“中国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议题研讨会上发言。

在一定周期内,单纯需求侧的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是可以逐渐消除的,全球供应链通过不断修复和寻找局部替代可以得以还原。例如,从需求侧看,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贡献了全球65%的最终需求,全球供应链受到的冲击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得以恢复。除此以外,与遭受供应链冲击相关联的产业也会受到需求减少的影响,进一步提高产业面临的风险。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联错综复杂,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其他环节也难独善其身。逆全球化的倡导者通常利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出口管制或者提高进口关税)对需求侧进行控制来影响全球供应链。例如,发达国家对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高精尖零部件进行出口管制,这导致中下游国家无法正常进行生产组装和出口,导致产业链断裂或者产业(产品)质量降级。

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挑战

根据上述分析,逆全球化对全球供应链造成的影响及后果体现在:一方面,逆全球化行为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传导属性,破坏或改变全球供应链的现有格局。由于参与产业链的国家利益相互交织,逆全球化行为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变地区或者国际经济秩序。另一方面,逆全球化行为会通过改变国际规则抬高全球供应链的各种壁垒和成本,切断互联互通的多个途径,从而降低产业链上下游国家的整体福利,使供应链参与各方均遭受损失。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产业链中的供应链中心,会越来越深刻体会到国际秩序和市场格局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和不确定性。长期以来,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供应链的中游位置,中国与上下游国家之间彼此相互依赖。我们看到,在此次疫情中,中国对海外疫情严重国家的进口(中间产品)依赖度将近40%,特别是对高技术零部件的依赖程度更高。一旦供应链断裂,受损的不仅是中国,还会迅速波及产业链上下游国家。此外,中国还要防范某些国家实施的“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一些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浪潮的意图之一是“产业去中国化”。但必须认清的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难以被其他国家替代,中国制造业份额和商品零售市场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中国不再仅仅是世界工厂,同时已经成为世界市场,所以,“去中国化”是难以实现的。

为保证世界经济安全与平稳地发展,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应该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对中国来说,为避免突发事件的冲击,更为消除逆全球化浪潮的侵袭,可以在拥有完备要素禀赋的简单产业上建立国内产业链,以保护该产业供应链。而在无法建立国内产业链的复杂供应链上,中国则需要区域或者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共同参与供应链的建设。此外,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不断扩展现有全球供应链体系。通过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引领中国与沿线国家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向西逐步延伸并不断深化。“一带一路”建设既迎合了全球供应链体系扩展的需要,也满足了沿线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发展需求。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供应链,是新一轮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沿线国家通过开放与合作进行国际经济治理的有效途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化机遇

沈 陈

新冠疫情暴发无疑对国际秩序产生了很大冲击,成为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推手。这次疫情的影响将持续长期还是短期、经济全球化将出现彻底逆转还是短暂回调,学界尚存在较大争议。诚然,新冠疫情放大了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乏力,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空间,但全球治理困境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到尽头。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仍然面临机遇。

新冠疫情难以阻止全球化进程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少评论家认为后疫情时代将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意味着二战以后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将走向终结。在国家政策方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各国采取了限制出口、关闭边界、工厂回迁等措施,从而形成一个个相互隔离的“城邦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部分国家违反《国际卫生条例》关于“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的不必要干扰”的规定,在未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一系列人员和贸易限制措施,体现出全球治理的约束力困境。即使在像欧盟那样的超国家实体内部,各国也更多专注于为本国人口提供医疗援助,跨国治理与协调显得步履蹒跚。

“2019年北京国际模拟联合国大会”于2019年5月23日至26日在外交学院举行。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表示,身处全球化时代,各国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需要的是伙伴精神,而不是各行其是;是共同发展,而不是一家为先;是同舟共济,而不是独善其身。

诚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跨越国界,在全球蔓延,但疾病大流行却不会阻止全球化的进程。黑死病曾在欧洲流行了300多年,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金融和人员往来;在荷兰黑死病疫情达到顶峰时,席卷欧洲的郁金香金融泡沫也拉开了帷幕。病毒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全球化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在全球化时代之后也从未消失。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便某种疫情持续很长时间,人们也只会在某个时间段或某些地区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而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从未改变。

新冠疫情暴发的确刺激了部分国家更积极地投资本国的卫生保健行业,推动相关工厂回迁,以确保在发生危机时国家有能力生产口罩、呼吸机和处方药等关键产品。这种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虽然会减少本国对战略重要性行业的外部依赖,却也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所谓的“冗余”,即各国动用资源做相同的事情。在疫情肆虐期间,各国还可以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论证冗余的必要性,一旦疫情出现回落或者彻底消失,必然会有大量的呼吸机、口罩和其他类型的医疗设备出现积压,各国新建的医疗设备工厂将立即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安全威胁降低、物资储备充足的情况下,用国家财政去维持一个冗余的产业不具有可持续性。换言之,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扩大应急储备比在本国新建工厂更具有可操作性。

新冠疫情虽然进一步放大了国际组织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乏力,为逆全球化浪潮提供了空间,但全球治理困境并不能说明全球化走到尽头,却恰恰反映出全球治理需要完善和加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疫情准备和商业影响》白皮书指出,应对疫情需要政府部门、私人部门以及普通民众的一系列合作。在资本筹集方面,世界银行、盖茨基金会和大型跨国公司成为卫生投资、捐款的主要来源。在医药研发方面,由于世卫组织的专业团队人数有限,已无法与大型跨国公司、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机构进行竞争。在诊疗能力方面,当前国际社会更多依赖于各国医护团队的支持。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应在不改变政府间合作框架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民间机构以构建公私伙伴关系,提升治理的弹性和效率。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仍然面临机遇

经济全球化包括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服务、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超越国界流动,其本身是复杂的,并非所有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受疫情影响,全球的商品、资本、人员流动出现了萎缩,但服务、技术、数据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在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转型与升级仍然面临机遇。

第一,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服务贸易是指运输、旅游、电信、广告、计算、会计等无形产品的销售和交付。服务业目前在经济活动和就业中所占比重最大,占全球GDP的近2/3。全球服务贸易的崛起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变革,已成为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重大机遇。与此同时,制造业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于服务。通过提升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的服务可得性,能够实现本国贸易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第二,世界经济复苏亟需技术进步的推动。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新技术持续突破,并与制造、能源、材料、生物、空间等技术交叉融合,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推动人类发展加速步入智能创新时代。在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将更加依赖技术进步的拉动,包括5G商用推动产业链加快成熟、工业互联网引领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加速应用普及扩散、区块链探索构建分布式信任体系,等等。从国家角度来看,发达国家掌握了高附加值的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则相对薄弱。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引进、学习和自主创新等方式,实现在全球技术创新链条中的深度参与。

第三,疫情不会影响到数据的全球传输。进入21世纪,互联网已经具有的信息流量大、传输速度高、保密性能好等多种特性,构成数据高速、保密、双向传输性能比较优越的数据传输链条。新冠疫情在冲击商品贸易的同时,却在客观上提升了全球数据传输的重要性,使得数字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形态。为了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数据传输将呈现出三个趋势:一是追求更快、更宽和更多功能,提升处理信息的速度和能力;二是数据传输设备不断集成化,催生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低的设备;三是随着数据技术的成熟,推动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数据系统实现整合。

第四,疫情对跨国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应对新冠疫情的国际合作已经远远超出医疗卫生范畴,还涉及经贸、海关、交通、移民、媒体等多个部门的协调。新冠疫情暴露出了跨国协调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要求国际组织和各成员国加强在机制建设、职能转变、模式创新、部门协调等方面的改进。各国必须保持市场开放、促进风险信息共享、减少非关税壁垒,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应对新冠疫情下逆全球化浪潮的中国方案

冯维江

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对经济全球化的质疑和不满已经在美国的推动下形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股逆流,贸易摩擦频发、多边秩序停滞、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入崎岖路段。而疫情的发生把世界迅速由全球化的崎岖路段推向了十字路口,人类面临更加急迫的抉择:是迈向以更高合作和信任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为基础的全球化,还是滑向以地缘、族缘乃至血缘为纽带的结寨自守的坞堡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安全冲击的性质,以及人们对其性质的认知。

两层含义的安全与全球化的两个前途

安全有两层含义。一是威胁或风险来自客观存在之疏漏、缺陷或不足的管理型安全(safety),二是威胁或风险来自特定主体蓄意为之的、破坏的防御型安全(security)。新冠疫情发生后,关于病毒的来源在舆论界引起广泛的争议。持管理型安全观点的一方倾向于认为,病毒来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进行研究后来回答。阴谋论者则倾向于主观认定这是一个防御型安全问题,要么是美国故意散布到竞争对手国以削弱其实力,要么是中国开发的准备用于打击敌对势力的生物武器外泄。

关于如何应对疫情,管理型安全观点和防御型安全观点也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前者认为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的对抗,人类必须最大限度和最广范围地团结合作,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共同生产并广泛分享防治疫病有关的物资、知识,为此需要打造一个更高效率的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来推动相关物资和知识的生产、分配与分享。而防御型安全观点则认为,“他人即是地狱”,为了避免在过长供应链中关键乃至所有环节被其他居心叵测的国家控制,必须把“必需品”的概念从国防用品扩大到药品和医疗设备,缩短“可靠来源”的清单,并且尽量把供应链全链条收缩回国内。

与上述认知相对应,全球化存在两个前途,面临三种情景。情景一是世界或主要大国在管理型安全观点上达成了共识,全球化在疫情造成的强行中断或停摆之后重启,继续快速前进,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优化和升级。情景二是世界或主要大国都认为防御型安全是正确的或唯一可行的选择,从而各自为政,在全世界拦截甚至抢夺紧缺的药品、医疗设备,要求本国的公司只为本国生产,并把投资于其他国家的生产线搬回国内,全球化因为信任基础的丧失和国际协调的失败而中道崩殂。情景三是一些国家继续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推进全球化,另一些国家则试图独善其身或结成封闭的小集团来应对外部挑战。

情景三不是一个稳定的情景,其转化或演变的方向,取决于当其他国家采取防御型安全观点并走向封闭甚至掠夺时,秉持开放的收益是否大于走向封闭的收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情景三会向情景一转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会向情景二转化。在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中,情景一是最好的选择,但病毒可能不会给人类充分的思考时间,如此则争取情景三更快向情景一转化是更现实的次优选择。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量创造良好的初始条件来最大限度体现和利用开放的规模效益,即争取尽量多的国家特别是大国相互开放、共同开放,合作应对疫情及其他外部挑战。

中国面对疫情的三种策略

面对疫情之后的全球化,中国有三种策略。下策是中国关闭外国人入境通道,限制相关药品、医疗设备、紧缺物资及大宗商品的出口,为应对第二波输入性或反弹性疫情的大冲击,增加库存和安全冗余,同时加紧疫苗、药品研发,以及呼吸机和叶克膜(ECMO)等重要医疗设备生产全链条,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这样做会让中国的外部环境短期内迅速趋于恶化,并且可能在疫情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很难甚至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国家愿意开放合作,此时秉持开放的收益明显小于索性封闭的收益。作为人口规模全球第一、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大国,为了在迫在眉睫的威胁面前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下策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2019年6月3日,“一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在重庆举行。

中策是中国单独引领并大力推动疫情背景下的“一带一路”相互救助与共同开放。由于自然条件差异、人口流动性较低或者检测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非洲等地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的疫情发展慢于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如果缺乏有效的干预和指引,一旦疫情进入指数式暴发阶段,经济和卫生脆弱性更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严重的人道灾难。一旦出现上述情况,中国可以对“一带一路”中合作意愿强、基础条件好、在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中地位高的国家,率先施以援手,帮助它们开展快速筛查、追踪隔离、社区支援、个人防护、非接触及智慧物流支持等卫生安全体系的建设,并提供口罩、呼吸机等医疗物资的援助。不过,中策面临中国援助能力不足的强约束。特别是,如果印度、非洲或拉美等地短时间内疫情暴发,这将超出中国生产和救援的能力。过高的预期或承诺,还可能带来反效果。

上策是中国与欧洲国家一起来推动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以及向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全球供应链升级。这次疫情应对,让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国和欧盟都较为失望。美国对欧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的“海盗式”拦截医疗物资的行为,让美国在欧洲盟国体系中的地位出现松动。欧盟协调能力暴露出的缺陷,并不完全是欧盟的过错。因为地理上接近而暴发时间上没有错峰性,欧洲国家很难无视国内的灾难而超越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去救助他国。由于中国与欧洲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在新冠疫情上错峰感染,并且都具有相对较强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能力,因此,由中国与欧洲共同扮演开放空间的初始推动者,就像下围棋时有了两个“眼”,从而在全球抗疫复产和供应链升级的棋盘上走出一局“活棋”。

中国应对逆全球化的战略选择

综合来看,在新冠疫情下,中国应对逆全球化浪潮的战略选择包括:

第一,哪怕形势暂时有利,我们也要坚持底线思维。要从政策上鼓励疫苗、药品研发,注意发挥规模效益,刺激企业提升呼吸机和叶克膜等重要医疗设备生产全链条,特别是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的积极性,适当增加药品、医疗设备、紧缺物资及大宗商品库存。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短期的战术底线。从长期来看,要坚定以开放发展求安全、推动新型全球化的信念,这是确保长期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底线。

第二,哪怕别人看近处,我们也要看远方。我们不仅要为这次新冠疫情做准备,还要为以后可能继续或反复出现的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的病毒疫情做准备,协调和联合欧洲等地区共同打造便利化、弹性化、免疫化和智能化的援助开放空间,为尽量多的发展中国家撑起卫生保护伞。为此,可以考虑参考“清迈倡议”建设10+3区域外汇储备库的方式,构建“中欧+”卫生安全物资共同储备库,将中国、欧洲及“一带一路”各国的安全冗余通过协议联通起来,增强“中欧+”的卫生与健康救援能力,实现最大的救济规模效益。特别要坚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生产力层面的新型全球化搭建一套适应容纳其发展、充分释放其正能量、摒弃以往全球化伴生之负面因素的新的上层建筑,提供情感共鸣、思想基础和观念指引。

第三,哪怕别人行事低下,我们也要坚持高尚。有人担心,“一些西方国家施行实质性的‘群体免疫’策略,以牺牲年老体弱者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人群整体免疫水平的上升,疫情之后能够放心打开国门。而我国将人民生命健康放在首位,不放弃一个患者,后期可能面临被动局面,对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国际交流和开放带来不利影响。”这一担心有其合理之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牺牲部分群体的生命来争取“长期利益”。病毒的变异是不可测的,不同群体都可能成为某次疫情的脆弱人群。这次放弃老弱,下次可能就得放弃青壮,再下次可能要放弃婴幼儿,最后也许是放弃一切男人和女人。

真正的长期利益,在于增强现有经济社会体系运行的免疫化水平、应对疫情的灵活性以及迅速平复疫情恢复经济社会活力的弹性。只有保护每一个群体,尊重所有个体的生命和尊严,倡导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开放,人类才能依靠“坚定有力的综合性而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为科学争取时间,从而体制性地、一劳永逸地战胜一切传染病毒,将经济全球化推向全新的高度。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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