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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与中国
2020/7/31 15:49:42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09期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家力量此消彼长,国内治理新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需要认清变局的实质和趋势,考虑世界“变什么”“怎么变”;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等体系内部的具体变化以及关键变量;更需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大变局中来思考,认清自己定位,洞察周边环境,把握战略机遇。为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多位知名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笔谈,其中部分内容来源于张蕴岭主编的新作《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 ——编者手记

“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与中国


2020年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0年。30年前,在这块被上海人视为乡下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栋像样的楼房。时隔30载,浦东的变化令人眩目,天际线两岸的高楼此起彼伏。

“百年大变局”,变的是什么

张蕴岭

认识百年大变局,重要的是知道变什么。百年变局是一个大历史跨度,比较科学的方法是以2000年为坐标,围绕上下两个一百年,即20世纪和21世纪进行比较分析。这样既可以温故,也可以在总结以往的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一些有理有据的前瞻。

世界秩序的构建

20世纪是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大变局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总的特点是,世界实现由“乱”到“治”。二战后,在政治上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关系与秩序规则;在经济发展方面,建立了以多边体系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全球化突飞猛进,世界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上个百年之初,欧洲列强争夺激烈,结成相互对立的国家集团,1914年爆发了战争,成为一场惨烈的世界大战。1917年,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带动了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运动,结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1929年,爆发了世界范围内严重的经济危机,持续了将近五年的时间。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9000余万人失去生命,直到1945年才结束。 二战后,开启了世界新秩序构建的进程。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1945年正式成立了联合国。1944年7月建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同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这一时期,还先后成立了16个联合国专门机构,涵盖经济、社会、法律、文教和科技等领域。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建立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终结了西方列强建立的殖民制度,很多独立后的国家加入了联合国。这样,上个百年变局最终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

不过,这个新秩序并没有为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世界出现了新的分裂,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对立形成了冷战,让刚刚从世界大战的废墟中走出来的世界又陷入分裂与核恐怖的阴影之下。冷战持续了几十年,尽管以非战争方式结束,但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自我膨胀,力图构建“美式天下”的世界秩序,结果激发了新的矛盾,引发暴恐势力崛起,让世界陷入新的威胁之中。

总的看,二战后尽管世界并不太平,但在新秩序之下,世界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稳定的金融体系、开放的世界市场、新的科技革命兴起、全球化深入发展等,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被称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而大大改变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

新变局的大趋势

新千年开启了21世纪的进程。尽管进入新世纪才20年,然而一些新变局的大趋势已经显现。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大变局的重中之重。其中,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迅速增大,预计在本世纪中期将可超过现有的发达国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综合力量可望超越美国,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也将进入前三。这样,就综合国力而言,排在前三的国家依次是中国、美国、印度,而老牌的欧洲大国多被挤出前五位。在世界前三大综合实力国家中,有两个是非传统西方大国,这无疑是自西方工业化以来最重要的权力格局转变。

2018年6月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外长正式会晤时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实现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开门红。

发展范式转变是大变局的重中之重。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创的工业化范式推动了世界的大发展,但这个范式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难以为继。传统工业化范式延续数百年,几乎所有的进步、财富积累、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取向等都是以其为基础,受到其导向的。因此,范式转变是一场大变局。新发展范式的建立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不是完全抛弃原有的范式,而是对其进行修正与改进。这个百年是痛苦的转型期,但改变是必然的,别无选择。

气候变化是最具影响的大变局,因为它会影响整个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未知性。研究发现,地球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可能已经达到甚至突破了重要的临界点,进入负运行的进程,如果不能让其回转,到本世纪中期,可能会发生巨大的灾难。联合国早在上个百年中后期就开始采取应对行动,从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再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这三份重要文件是人类史无前例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共同承诺。然而,由于各国利益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件落实起来难度很大,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安排并非易事。比如,美国、加拿大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后来都先后宣布退出;美国曾是《巴黎协定》的重要推手,但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气候极端变化的趋势还在发展,极端化异常造成的综合影响将会进一步凸显。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会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导致全球性的灾难,当前的新冠疫情也可以说是与此有关的。令人担忧的是,在气候变化的“灰犀牛”冲到面前之前,很多人可能还不相信“人类悲剧”真的会发生。

新科技革命正在改变世界,会带来大变局。新科技革命刚刚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以智能化技术为牵引的这场新运动,犹如一场“风暴”,席卷各个领域。预计在本世纪的前半期,大量新技术会得到广泛应用。智能化与以往的革命技术不同,它是以模拟人的智能、替代人的智能,甚至改变人的智能为特征,一旦智能技术应用到广泛的领域,就会开启新的境界,经济、社会、文化,还有军事等都会发生大的变化。这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会催生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发生革命性的变革。鉴于此,乐观者认为,传统生产方式所存在与积累的问题也可能会得到缓解,甚至得到解决。比如,智能化可能会使得能源利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解决废气排放的问题。但是,人们更担心的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可能会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比如,大量替代人的工作,造成“去工业化”趋势,导致人无事可干;财富积累更为集中,导致富豪把持世界;智能武器装备使得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等等。

总之,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变局将非常深刻,涉及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发展范式、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价值观等。如今,我们正处在大变局的初始期,由此,对于未来,还很难描述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似乎是一个“未知的世界”。研究和分析新百年变局,既需要有历史的眼光,更需要有前瞻的视野,以新的“世界观”观察大势,以新的理念推动未来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大变革中的新世界秩序愿景

杨光斌

世界秩序由价值、国际制度和大国治理能力这三大要素构成。直接来讲,价值、国际制度都是由富有治理能力的大国塑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之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世界秩序被称为“自由世界秩序”。从世界秩序的形成到正在发生的大变革,意味着世界秩序变革的动力在于支配性大国的国内政治或者大国治理能力。中国崛起改变了既有的结构性关系,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治理乱象、美国孤立主义所挑战的“自由世界秩序”,都是因为支配性国家的治理能力的衰变。

2019年9月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今日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讲话。

大变革的根源

导致“自由世界秩序”大变革的根源就在于被西方人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民主价值观。虽然既定世界秩序的价值要素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在冷战时期,仅仅是价值观而已,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强求一致,因此美国拥有很多其在价值观上并不认同的盟友,从中东到东亚,从南美到非洲,“自由世界秩序”中包容了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韩国总统朴正熙等人。但是,携冷战胜利余威的美国人,不但把自由主义民主视为一种价值观,不再是一种自愿服从的“软权力”,而是作为一项国家安全战略向非西方国家推广,强行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搞硬性的制度转型,为此抛弃了传统的盟友,南斯拉夫联盟的米洛舍维奇、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均被其抛弃。其结果就是“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埃及出现了“民主回潮”,即美国人所说的“选举式威权主义”,利比亚回到碎片化的部落政治状态,叙利亚战火不断催生难民潮。

在国内政治中,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观变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在此背景下,大规模的南美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构成了美国“国民性危机”,这其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民族矛盾的加剧。从里根总统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比如,自由化所倡导的资本自由流动,让美国变成了经济上的脱实向虚,制造业衰落导致的是很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化,从而导致产业工人与金融阶层之间的事实性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右翼民粹主义”,其实这就是民族主义;阶级矛盾导致人们所说的“左翼民粹主义”,其实就是事实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思想家们正在用“民粹主义”这顶大帽子、这个难以界定的概念掩饰真问题,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问题。有意思的是,特朗普娴熟地运用了这两个矛盾,既代表民族主义者,又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

在欧洲,难民危机也带来价值悖论。按照他们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原则,欧洲国家应该无保留地开放边境接纳难民,但难民潮带来的国内治理压力又让欧洲国家不得不限制难民入境。

自由秩序的悖论

世界秩序的大变局事实上提出了一个“自由世界秩序”悖论:“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非自由政体而强大,也因强化了自由而危机重重。在冷战时期的西方阵营内部,“自由世界秩序”因包容了诸多“非民主政体”才使得“自由世界秩序”拥有了打败敌对秩序的能力。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似乎应该以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去强化世界秩序,然而冷战后奉行自由主义价值至上的国内外政治经济政策,结果又必然破坏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

“自由世界秩序”悖论其实也验证了一个常识,没有哪个国家能靠空洞的价值吃饭和打天下,“历史终结论”同样不能治国治世。大国得不到有效治理,结果危及的就是世界秩序。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既有世界秩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世界秩序有价值上的自由、政治等级性、经济极度不平等性和世界政治上的事实性霸权。正如作为自由主义一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国内加剧了不平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策同样会加剧世界秩序中的不平等以及其他乱象。这就意味着,虽然冠以“自由”,但世界秩序的根本属性却还是不平等和霸权欺凌所导致的不自由。因此,世界秩序需要变革,在大变革中寻找新共识,让新世界秩序少一些不平等,少一些霸权。这就需要新的国家提供新的治理能力。

新秩序未来可期

中国人常讲“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但是,只有强大起来的中国才有可能提出关于新世界秩序的“中国方案”。基于中华文明基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这无疑包含着基于和而不同的多种文明并存的思想。这种文明图式与一元论的“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完全不同。文明图式或者文明愿景都是一种“软实力”,其未来命运如何,最终取决于各主要国家的财富权力。因为中国道路的有效性,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学习中国经验,虽然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2月世界政党大会上提出我们既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一些非洲国家就是在按照中国经验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如何在未来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新世界秩序”自然是可以期盼的。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里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种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只不过,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去都是西方文明强势影响乃至改造其他文明,而多种文明共存的世界应该是不同文明相互包容,而非彼此竞争压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经济大势

沈铭辉

百年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的实力大幅上升。201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趋势性变化愈发明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发布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预测的时间节点通常选择在2030与2050年。两个时间节点的选取,主要是出于全球经济排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考虑。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3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世界经济中长期预测的指标性意义,同时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也将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潜力。

世界经济版图的改变

2030年,世界经济版图很可能因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交接”而发生改变。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和中国共拥有世界23.1%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40.2%,世行预测中美两国将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52.7%的力量。世行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已经“缓缓地朝着正强势崛起的中国经济倾斜”。其实,多个国际组织已经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购买力平价指数的经济学意义仍存在争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近20年来快速增长积累的“量变”动能,迟早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产生“质变”效果。按照这一趋势,到203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印度则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将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排名也将有所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从而彻底扭转“欧美+日本”这一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

2020年1月21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嘉宾们讨论了如何应对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等问题。

到2050年,虽然部分国家面临内外部因素制约,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力量将会持续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普华永道根据其在2006年开发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与印度会牢牢占据全球经济三强的位置,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明显差距。同时,印度尼西亚将会超越日本、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届时,全球最大11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俄罗斯)。该预测虽然在具体排名上与其他预测有所不同,但2050年中美印成为全球经济三强的结论却是共识。 除了这三国以外,欧盟地区被认为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经济板块。21世纪初,欧盟一度被广泛认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范本”,也是最具潜力的共同市场组织,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和市场规模均居全球首位。但自2008年以来包括国际金融危机、“难民潮”、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等一系列事件沉重打击了欧盟一体化进程,也削弱了外界对欧盟的信心。如果欧盟能顺利化解这一系列危机并重新走上正轨,那么以当前趋势看,2050年其经济总量将与美国等量齐观,居全球第三或者第四,形成中、印、欧、美或者中、印、美、欧四大经济板块。

不确定性因素与优势并存

未来三十年,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一是国内改革存在不确定性。根据2018年数据,越南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国内改革遭遇“瓶颈”,依靠制造业的发展道路受到质疑。巴西经济自2014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结束以来持续疲软,国内政局动荡,经济上出现“逆工业化”趋势,若要跻身2050年世界主要经济体行列,就需要在近年克服这些困难。2003年至2017年,土耳其经济表现亮眼,经济总量增长231%至7695亿美元,人均GDP增长176%至9647美元,许多研究机构把土耳其看作新兴经济体的表率。然而,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陡然升高,债务水平高企,汇率波动加大,国家发展出现较大不确定性。

另一个是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走完存在不确定性。实现工业化是一国真正变强的标志,也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的基础。自互联网技术面世以来,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生物制药、人工智能、新材料、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给传统产业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各国运用新技术、适应新模式的难度。以智能化、个性化、分散化、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生产组织方式,将逐渐取代以劳动密集、资本集约、生产标准化为特征的“大工厂”生产组织方式,当前全球化所依赖的国际分工模式受到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可能面临在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时即遭遇新技术挑战的局面,这既是机遇,更蕴含危险。

此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也各有优势。其中发达经济体在资金、技术、制度上占有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有人口、市场与发展潜力优势。虽然新兴经济体就个体看来面临一些挑战与不确定性,但作为一个整体仍具有趋势性的发展前景。普华永道报告预测,到2042年全球经济总量将会比2016年翻一番,在此期间全球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5%,其中发达经济体为1.6%,而发展中经济体为3.3%,其中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土耳其七国能达到3.5%。到2050年,这七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近一半,而传统七国集团(G7)的占比将缩减至20%。

经济大变局中,既有乱局之忧也有破局之机。只有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趋势,才能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窥见百年未有之大机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美国是国际体系变动中的最显著变量

倪 峰

大约是在100年前,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以此为起点,美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20世纪甚至被称为是“美国世纪”,其间美国赢得了一战、二战、冷战,逐步建立起由其主导的世界体系,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独步天下,踌躇满志。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在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类历史上霸权盛极而衰的一幕似乎又在重演。

新世纪面临的撕裂

一段时间来,美国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不断发酵:一方面,美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大体量、最高水平的经济和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是世界的财富中心和创新中心;另一方面,美国又是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最为严重的西方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崇尚所谓道义。同时,它还是西方社会最为赤裸裸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信奉资本为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嬗变,这些内在矛盾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张力,撕裂着美国,同时加剧着它与外部世界的矛盾。面对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数波巨型冲击,美国实力损伤严重,谋霸雄心与护霸能力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汹涌而起,尤其在蓝领白人中产群体和乡村白人中间,他们普遍认为华盛顿、华尔街建制派精英长期推行的全球化政策只是让资本和技术精英获益,受到损害的是广大的中下层人民和美国的传统制造业以及国家主权。正是在这波汹涌大潮的推动下,“政治素人”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为美国总统。

观察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言行,他的基本主张都是基于一个原则,即所谓“美国优先”。这一提法实质上是美国国内问题积聚、国际地位变化背景下焦虑情绪的直接体现,其核心含义是将美国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归罪于外部世界,归罪于全球化,归罪于其他国家占尽美国的“便宜”,强调美国要靠“单打独斗”来追求自身利益,以“零和”思维看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此,特朗普主张减少自由贸易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减少气候合作等全球治理机制对美国的“限制”,减少美国对盟国的安全承诺。总体来看,这是一个全面“退出”的战略。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国际观是“霍布斯式”的,认为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强调实力原则、大国竞争和不择手段,他主张增加军费,建立更强大的军队。这些政策主张看似矛盾,但却表现出特朗普外交政策更具单边色彩和破坏性、冒险性的特点。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一直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后退,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众多国际机制。

由于美国的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仲裁机构陷入停摆状态。另外,美国还故意拖欠联合国会费,持续压缩对外援助总额。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之际,更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处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方面,回归大国竞争的思路,将中俄视为美国的主要战略竞对手,对华发起史上空前规模的贸易战,在台湾、南海问题上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同时发力,并以“印太战略”为抓手,不断强化战略竞争和遏制布局。美俄在北约东扩、军控不扩散、乌克兰、叙利亚、委内瑞拉等问题上的博弈加剧。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以邻为壑,强化边境安全,对主要贸易伙伴全面开打贸易战,目标国不仅包括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还包括北约和亚太盟国,逼迫盟友“公平分担”防务费用,致使西方内部也弥漫着一种焦虑情绪,法国总统马克龙惊呼,北约正在经历“脑死亡”;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称,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今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题定为“西方的缺失”。

战略调整加剧不确定性

由于美国外部行为的大幅度转向,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混乱时代,冷战以来关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正在消失,逆全球化、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国家间的矛盾在扩展升级,种族间的隔阂在加深加宽、文明冲突的言论甚嚣尘上、人类正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2019~2020年岁末年初,一种被称之为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期而至。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继续奉行所谓“美国优先”的理念,在有关协调危机应对、物资流动、财政刺激、信息共享等方面,美国几乎都处于缺席状态,就连自己也成了疫情的“震中”,不仅没有发挥全球性主导作用,而且以邻为壑,对其他国家的抗疫努力妄加指责。就连许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次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糟糕”。

2020年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总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开始从全球领导国的神坛跌落,逐渐向一个普通的民族主义国家转变。所不同的是,美国在仍然拥有独一无二实力的情况下抛弃其长期承担的责任,这使得世界正在陷入一些学者所说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无力负责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在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长期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却“卸责护霸”,实施一系列颠覆性的内外政策,正造成广泛深远的国内外消极影响。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中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周边格局的百年:从瓦解到复兴

钟飞腾

百年大变局的首要问题是历史定位。以大变局框架审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则更富有历史意蕴。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依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早在19世纪后期,伴随一批国家的崛起,中国政治家也提出过大变局的观点。但是,两种类型的国家崛起带给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

思考百年大变局,除了经济总量指标之外,还需要更多更富有内涵和实质含义的新因素。对于大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水平比经济总量更加重要,因为前者从真正意义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意味着工业化水平发展程度,进而由工业化推动城市化逐步达到治理水平的提升。

朝贡秩序的瓦解

在第一个“百年大变局”中,中国由强盛转向衰落。19世纪后期,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在走崛起之路,他们要挑战的主要是英国,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波及传统区域,导致不少旧帝国的瓦解。中国不幸也是如此,王朝解体,朝贡秩序崩溃,周边被切割成碎片,组成不同的阵营。

从人均收入看,100多年前的中国不仅极落后于西欧列强,也大大落后于邻国。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数据显示,1900年,中国人均GDP为540国际元(Geary-Khamis Dollar,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的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约为美国的16.2%;1913年,中国人均GDP为552国际元,约为美国10.4%;1929年,中国人均GDP为562国际元,约为美国的8.0%。1890年日本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国际元,1929年首次超过2000国际元。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一些原本属于朝贡秩序圈覆盖的国家,已经比中国发展得要好。例如,1913年,在东亚各经济体中,只有尼泊尔的人均GDP低于中国。1929年,只有中国、印度和泰国的人均GDP低于1000国际元,其他经济体的人均GDP均在1000国际元以上。

二战期间亚洲国家深受战争伤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下滑,一度停滞。1913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78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752国际元。然而到了近40年之后的1950年,东亚16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为666国际元,东亚30个经济体的平均人均GDP710国际元。在麦迪森的统计分类中,“东亚”范围较广,实际上覆盖了中国的周边大部分地区,以人均GDP衡量,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中国周边“失去的40年”,两次世界大战对“失去的40年”负主要责任。

中国复兴与亚洲崛起

在第二个“百年大变局”中,一批发展中国家相继崛起,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中国全面走向复兴的前景变得明朗,周边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再度发生转变,中国重新成为推动周边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百年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一个与中国关系更加紧密的周边正在回归。

经济增长率被认为是判断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最为重要的指标。工业革命以来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速大约2%,另外一个重要参考值是截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最近一轮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数据显示,1984~2007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略高于3.2%,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3.8%。

以市场汇率衡量,2018年周边经济体中排名前12的国家合计占周边经济体总量的97.2%。其中,前六大经济体——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合计占比为84.5%。按市场汇率计算,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体总量达到13.3万亿美元,比21世纪初翻了一番多。从经济增速来看,2018年中国周边经济增速为4.3%,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整体增速。尤其突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速仍高于周边经济增速两个百分点,引领世界经济增长。

2019年11月4日,第35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在曼谷闭幕,泰国总理巴育致闭幕词。

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得益于两个出口高速增长时期,1986~1998年出口年均增速达到11.2%,2002~2007年年均增速为17.3%。推动形成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标志性事件,分别是1985年美国欲改善国内收支不平衡状况主导签署《广场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两个阶段中,亚洲新兴市场出口目的地主要是欧美发达市场。IMF数据表明,1984~2011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为6.3%;而2012~2022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只有3.6%。这意味着全球贸易扩张速度无法满足亚洲的出口需求,亚洲必须加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升区域内消费市场的发展能力。

在第一个百年变局中瓦解的周边秩序,经过一个世纪的变化,目前似乎正在变得更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之一主要来自中国本身的复兴,中国重新成为周边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特别是最近20年的历史表明,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助于周边经济体抵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以及高速的经济增长,也给周边带来了巨大红利。中国正在迅速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采取了诸多有利于团结周边国家、夯实中国与周边关系的举措,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快速协调组织周边国家召开抗疫会议,并向周边多个国家派出医疗队。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百年大变局加速发展。4月3日,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20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只有2.2%,而去年9月估计值为5.5%。IMF也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急剧跌入负增长,出现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后果。因此,新冠疫情对亚洲经济的冲击远远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过,令人略感欣慰的是,如果疫情早日结束,ABD预计2021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速将反弹至6.2%,这意味着亚洲经济体仍具备超强的经济复苏能力。

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占全球四分之三,发达经济体的增速将受到更大的冲击,因而将进一步缩小与发展中经济力量的对比。抗击新冠疫情考验一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如果中国率先步入后疫情时代,将更能引领周边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定位

魏 玲

“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的变化。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世界定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将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产生深远影响。要理解这些变化和影响,我们需要探讨三个问题。首先,中国的世界定位究竟是什么?其次,大国地位追求的策略一般有哪些?最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地位追求和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追求之间如何协调?中国外交该如何作为?

在变化中寻找定位

要确定中国的世界定位,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我们身处的世界,正确认识当前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对中国世界定位的探讨,是将西方主导构建的战后国际体系作为恒定不变的参照系。相对于这样一个体系,中国先后被界定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国家、逐步融入体系的维持现状国家和深度参与体系互动的利益攸关方。近年来,中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持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等全方位外交积极开展,对既有的国际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制度体系构成了冲击。西方一些人认为,中国实力和海外利益不断增长,但又不认同西方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势必要挑战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难以实现和平崛起。

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体系本身的变化。百年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意涵是世界本身在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方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制度体系出了问题,治理失灵现象频发,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逆动,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国际制度体系亟待改革与完善。二是世界朝着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包括多元行为体、多元文化、多元政治经济和社会过程,霸权思维和极化思维逐渐失去合法性。“G0”概念,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有能力、有意愿制定并执行全球经济议程,它的提出说明未来由某种单一模式或者一两个大国主导世界可能是行不通的。三是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凸显了流行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严重冲击。疫情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病毒成为人类共同的敌人。 正如崔天凯大使4月3日接受美国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采访时所说的,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的是,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全球化时代,自然灾害、流行病、气候变暖、核扩散、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各国面临的主要威胁,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敌我思维和对抗思维将导致双输,甚至满盘皆输、体系崩溃的结局。面临上述体系变化,合作进化应成为愈加彰显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国际社会成员要通过多元平等协商争取最大程度的合作,以应对共同威胁,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与可持续。

在变化的世界和国际体系中,关于中国的定位是什么?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战略判断和论述,指明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从国际地位上看,中国正处在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关键时期,是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说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地位上升期。随着综合实力的增长和海外利益的全方位拓展,中国具有正当的地位追求需求和诉求。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也是中国的世界定位,表明中国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演变过程中要更加积极作为,发挥具有体系影响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

那么从大国到强国的地位追求一般是如何实现的,该采取怎样的战略与政策行动?社会学理论将社会地位变化的机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社会流动,主要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从某一阶层到另一阶层的地位变化,实现路径是竞争或者获得赞助。第二类是社会变革,主要是指通过群体性行动推动等级体系和等级秩序变化,从而提升群体地位。实现社会变革和地位提升的具体作用机制主要有两种,即社会竞争和社会创新。社会竞争是直接挑战现有秩序,以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竞争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现有的对立和对抗会进一步强化,并且还很有可能产生新的冲突。社会创新是通过建立创新性评价指标和参照体系,实现自身地位提升。在以创新为主要战略的地位追求过程中,地位提升是通过修正评价指标、改革和重塑体系来实现的。

2019年12月2日,第二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5)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开幕,中国在促成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共同解决
世界气候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

百年大变局下,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地位追求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紧密联系,因而地位追求的路径类型更接近于社会变革。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理念,彰显了通过创新战略,而非对抗性竞争或颠覆性挑战,来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意图和决心。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签署《巴黎协定》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等等,这些都是创新战略。通过这些战略与政策行动,既切实发挥了引领作用,塑造了变化中的国际制度体系与国际合作议程,又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造成了重大公共卫生灾难,给“百年大变局”增加了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社会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安全挑战,另一方面,疫情进一步助长了去全球化势头和民粹主义思潮,国际共识、信任与合作难以达成。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时刻,中国应积极作为,为国际抗疫贡献力量,并适时塑造和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制度化合作。具体而言,首先要积极推动信息沟通与协商协调,争取构建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和最大程度的合作。其次,要体现大国担当,履行大国责任,提出创新性思路和包容性方案,争取在第二阶段抗疫中,取得国内胜利和国际认可。再次,就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出符合各方利益的、切实可行的倡议和方案,提升制度化合作水平。这是“百年大变局”对我们的一个历史考验,也是中国从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必经历练。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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