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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将如何改变国际关系
2020/7/31 13:56:23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07期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后遭遇的一场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疫情,“全球大流行病”已经生成。这场灾难除了给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挑战之外,也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的运行和世界政治的演变,对国际关系的冲击是全方位且深远的。本期“封面话题”特邀几位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从国际公共安全治理、经济全球化、中国周边外交和中美关系四个角度,谈谈他们的初步感受。——编者手记

新冠疫情将如何改变国际关系

张蕴岭 姜跃春 李晨阳 倪 峰 张玉环 罗 肖

2020年3月3日,中国香港中环街头,居民戴口罩出行。

国际公共安全治理,能从新冠疫情中得到什么启示

张蕴岭

如何认识国际公共安全问题

概括而言,国际公共安全是指跨越国界的公共安全问题,涉及人的安全、社会安全、财产安全等诸多领域。与国内的公共安全问题不同,国际公共安全挑战的应对和解决既靠各国自己的努力,又离不开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要想有效开展,必须构建相应的国际化运行机制、机构和网络。因此,构建国际公共安全体系变得非常重要。

国际公共安全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个属的安全”和“共同的安全”两个范畴。个人在海外的安全、公司投资的安全、个人或机构海外财产的安全等问题具有个属特征,需要涉事方视具体情况和需要采取预防和应急措施来解决。个属安全之间的相互连接、相互影响就形成共同的安全问题,安全的综合环境、安全的威胁和事端的扩大与传递等都具有连接性、传递性与交互、巡回影响的特征,因此,共同的安全问题需要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

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生活,都有很强的相互连接与依赖性,每个领域都构成一个或几个链条,链条之间又以各种方式相互连接,结成复杂的网络。如今,绝大多数国家都加入到这个网络中,经济越开放、越发达,嵌入程度越深,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轻易说要或能与这个网络“脱钩”。人们在议论中美“脱钩”的问题,能做得到吗?也许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会形成阻断,美国和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减轻对外界的过度依赖都会加高阻挡外溢的“墙”,但除非美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彻底“脱钩”是办不到的,即便政府想这样做,公司企业不会干,老百姓也不会同意。

特朗普政府试图把华为这样的国际化企业硬性阻断在美国主导的体系之外,使华为5G问题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的极端性会导致非理性的结果。即便如此,完全封堵华为也是做不到的。一方面,在国际竞技场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个人为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都会对自己的技术专利进行保护,严防高科技成果外泄。另一方面,在规模性生产、大数据应用领域以及具有联合攻关性质的高技术产业中,开放与合作不可或缺,互联网、物联网都具有很强的国际化特征。 相互依赖的联系链和利益链带出两类安全责任:一是作为个体的责任——各利益攸关方都有责任维护链和网的正常运行,不能单独、随意加以改变或破坏;二是作为集体的责任——各方有共同的责任保证链和网的运行,遵规守矩,一旦出现问题,大家都应该出力,合作应对和解决问题。为了对不信守个体和集体责任的行为体进行惩戒,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但基于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国性,这样的国际性法规并不算多。有些国家使用本国的法规对境外行为体进行“长臂管辖”有失公正,况且只有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才有这种能力。在涉及共同安全的问题上,如何应对不负责任的行为体是国际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涉及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法规和谁来制定、如何执行等问题。

规模性突发事件牵动全局

国际公共安全领域的共同安全问题,遇规模性突发事件(危机)会突出表现出来。规模性突发事件(危机)无论在时间、地点、形式还是规模上,都具有不可测性。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突如其来,各方为防控疫情,除了限制人员流动外,还采取停航、停运、封关等措施,使得社会活动中断,殃及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在经济领域尤其导致国际生产与消费供应链条暂时断裂,加重债务和社会危机风险。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上诸多产品生产加工的重要环节。疫情发生后,中国工厂停工,零部件供应不上,整个生产链就会停止运行。比如,苹果手机因富士康在中国的工厂不能提供零部件面临断供危险,不得不临时调整生产、销售计划;韩国现代汽车因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不能到货,不得不大幅减产。随着疫情在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爆发,还会有更多产品的产业链受到影响。尤为严重的是,在国际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的跨国公司都是大规模生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大都采取基于网络和大数据的“零库存”制,没有可以立即替代的其他供应商,在出现断供危机的情况下只好停产,而一个链条停止运转,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相关链条运转。全球化使得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变得非常顺畅,同时也变得非常脆弱,一旦一方出事,会导致快速和成规模的扩散。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冲击,这是在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需要直面和需要求解的大命题。有议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爆发会使全球化倒退,各国会转向自主生产与供给,这是难以做到的。也许疫情期间有这种思考,但其后,还会顺势而行。

左图:2020年2月22日至23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在湖北省武汉市开展调研。右图:2020年3月7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卫组织捐款2000万美元,支持世卫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合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相互连接,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之外。出于复杂的原因,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已经成为世界的一个常态现象,并且有加剧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的发生与扩散,使我们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也使我们深度思考如何推进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疫情发生后,我国通过国家动员体系,调动各方资源,进行防控和医治,使疫情扩散得到控制,在医治方面取得了成效,也积累了许多治理经验。

在国际层面,世界卫生组织(WHO)作为主要的疫情管理机构,疫情发生后尽管在信息交流、局势研判、疾病防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面对新冠这样大的疫情,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导致综合与连带反应。比如:如何保证疫情发生地及时、全面、准确地向WHO提供信息通报;如何减少国际社会成员各自为政,相互采取极端闭关措施,反而加剧恐慌助推病毒散播;如何在国际上加强协调和采取有效、可操作的对接措施,等等。再比如,针对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尽管WHO提升了预警级别,但也明确表示,不建议采取任何限制旅游和贸易的措施,然而众多国家和地区还是采取了针对中国的封关行为,涉及旅行、贸易、交通等多个领域。鉴于在疫情发展的情况下,双边协商很难进行,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与指导原则显得更为紧迫。

国际治理体系急需完善

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日益全球化、公共卫生安全威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国际公共安全治理的作用凸显,需要建立完善的、相互对接与配合的国际治理体系。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中国曾于2006年1月31日倡议国际社会成立“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国际联盟”,旨在通过技术合作、专家资源共享、政策倡导等活动促进各国公共卫生机构间的交流与共同发展。借助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之机,我们有必要大力推动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增进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理念更新,推动构建多层次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

由于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口和商品流通最为频密,公共安全的共同性更为凸显,构建国际公共安全合作机制理应也可以在地区范围内先行先验。鉴于邻国之间有更强的共同安全性,各国间加强合作推进公共安全合作机制较为容易,利益感受也更快、更强。因此,区域性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亚洲,应重点、大力推动东亚10+3、东亚峰会、中日韩三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是涉及全人类核心利益的大问题。作为大国,中国应该也能够为全球卫生公共安全和其他公共安全领域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做出更大实质性贡献。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积累的经验、探索的应对模式,以及在公共卫生规范与实践等方面的一些先进做法,可以成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在推进全球公共安全机制化合作进程中,中国尤其要在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比如构建“一带一路”公共卫生安全网络,可为此设立专门基金,进行技能培训和提升。事实上,此前中国已经做出很多努力,与非洲就已建立相关合作机制,包括共同开发卫生人力资源,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合作,推动建立医疗卫生联合研究实验室,支持非洲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疟疾、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的公共卫生合作项目,加强中美在全球健康事务中的协调合作等。以此为基础,可推动构建中非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当年非典疫情过后,中国与东盟、与日韩都签订了公共卫生合作协议,可藉此次新冠疫情对以往的协议进行检讨,充实和加强合作内容,特别需要制定可操作的规则,建立联合预警与应对机制。

中国在未来国际公共卫生安全产品供给中可以有更大作为,不仅是在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方面,更是在促进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方面,多提供理念、经验、知识和技能。应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相联系,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相联系,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国际卫生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建设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也应意识到,这种治理日益呈现多元、多层结构特点,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国际组织、民间机构(包括社会团体和公司企业)都必须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必须构建能激发良性合作且可操作的互动机制与规则。在推动构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要重视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构建“多元伙伴关系”和“智能体系”,充分利用网络、大数据在信息收集整理和披露以及资源调动等方面的集成能力,实现预警、防控、医治的快速联动与有效配合。

未来世界,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综合生态环境的变化,由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化、南北极冰盖消失、生物多样性失衡等正在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科学家预计,伴随环境的巨变,新的病毒性疫情可能会进入多发、重发期,往往突然而至,规模大、扩散快、影响广,而对于病毒的性质,病理认定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结果,在此情况下,只有通过运转良好的国际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而不是各国“单打独斗”,才能快速和有效应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2020年2月15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第56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演讲。他说,疫情让人们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时代,也是一个局部问题和全球问题彼此转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新冠疫情不会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

姜跃春 张玉环

经济全球化的逐渐发展将世界各国纳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紧密相连的“一体化”世界。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贸易保护主义、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战争、瘟疫等都曾威胁过全球化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可能会对经济全球化带来一定冲击,但这一进程不会中断。

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必然趋势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驱动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共出现过三波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在欧洲国家环球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推动下,美欧等洲际贸易迅速增加,各大洋贸易路线被大量开辟。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是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到两次世界大战,蒸汽机、电报等改变了交通和通讯方式,大幅降低国际贸易成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逐步被接受,政府通过减少关税壁垒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金本位制的广泛应用也为全球化发展提供助力。然而那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大萧条的相继发生,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各国政策首选,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重大阻碍,甚至发生倒退。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规模和深度不同以往,这一时期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形成,国际资本跨国流动加强,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全球价值链逐步深化,各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纵观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一直伴随其发展,并在历次重大经济危机后演变为各国的政策选择,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现象日益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失衡,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全球化与自由贸易被塑造为“罪魁祸首”,民粹主义浪潮和逆全球化运动不断兴起。

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多次挫折,但是从未发生过实质性逆转,这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驱动力,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无法逆转其发展大势。从大航海时代到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科技进步就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交通运输和通讯成本不断下降,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商品、资本、知识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大大加强。跨国公司也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关键力量,早期的东印度公司开辟了跨洋贸易路线,塑造了庞大复杂的国际贸易网络,而今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基地,寻求资源最优配置,大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加速发展。此外,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逐步形成,通过不断削减贸易和投资壁垒,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扫除法律和行政障碍。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普遍受益,各国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全球化使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都融入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发达成员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获得更多利润,发展中成员也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赶超。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推动国际分工体系生产链条日益碎片化,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已经将各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紧密连接在一起,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未来产业”将会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经济全球化仍将深入发展。固然,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暴露出的不平衡问题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但这股逆流并非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之道,即使是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并非要美国退出全球化,而是希望通过改革多边贸易体系等方式使全球化发展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是有限的

从历史上看,瘟疫的蔓延必然引发对政治经济秩序的冲击,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黑死病大流行曾重创那里的封建政治秩序,1918年源自美国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成为推动一战结束的意外因素。与此同时,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人员、商品等流动的加强对瘟疫蔓延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欧洲人发现美洲的同时将天花、麻疹、白喉等疾病带给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伴随人员的快速流动波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或将对全球化带来阶段性冲击,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遇的又一次挫折,但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动力,疫情不会致其中断,世界也不可能重回孤立时代。正如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我们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存在漏洞,致使一些国家国内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但经济全球化不应成为国内政策失败的“替罪羊”。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蔓延使人们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预期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感,给世界经济增长前景蒙上更为浓重的阴影。但要看到,疫情“黑天鹅”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冲击全球化进程的程度更多取决于疫情防控成效。

2020年3月12日,中国向意大利派遣的抗疫专家组成员在上海浦东机场办理登机手续。专家组一行九人,来自国家卫健委、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疾控中心、四川省红十字会、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等单位,携带了约九吨救援物资。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短期内疫情或许会使经济全球化短暂“降温”,将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萎缩,全球制造业产出大幅下降,服务业受到拖累,人员流动、货物贸易、全球供应链等遭到冲击。国际货币组织(IMF)预计2020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2%,比1月做出的预计下调0.1个百分点,经合组织(OECD)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4%,大幅低于疫情爆发前估计的2.9%,世界贸易组织(WTO)最新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截至2月全球贸易趋势实时测量指数为95.5,低于基准值100,若考虑疫情影响,该数据可能会更低。人员和商品流动受到一定限制,目前已有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韩国实施入境管制措施。疫情还导致中国消费需求降低,全球大宗商品等货物贸易进口受到限制。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安全带来威胁,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国家,中国工业活动突然大幅下降为全球供应链上相关产业和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日韩也是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经济体,在全球半导体、汽车、化工原料等领域占有较高市场份额,疫情快速蔓延已使日韩部分企业停工,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

不过,中国已经采取有力防控措施,湖北以外多个省份实现了新增病例零增长,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世卫组织提供各种工具帮助公共卫生系统薄弱的国家增强疫情防控能力,IMF和世行分别提供500亿美元和12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较贫穷国家改善医疗服务,共同应对疫情。全球多个经济体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稳定国内经济增长预期、恢复资本市场信心。美联储宣布紧急降息至0,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也宣布降息,印度尼西亚决定回购25万亿印尼盾政府债券以稳定金融市场,新加坡将对旅游、航空等受疫情冲击严重的行业给予税收减免以及过渡性贷款计划等政策支持。日本央行表示将通过向市场注入充足流动性确保金融市场稳定,欧洲央行也表示可能会推出新的降息和债券购买举措支持欧元区经济。

在各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下,金融市场狂跌势头有望得到遏制,再用较长时间转入应对全球衰退、防止大萧条。如果全球疫情防控得当,特别是中国全面复工复产,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及世界经济的冲击将是局部和阶段性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仍会企稳回升,经济全球化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借疫情鼓动与中国“脱钩”必受惩罚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与中国“脱钩”即是与全球化“脱钩”,与全球化“脱钩”即是与时代大潮“脱钩”,逆潮而动必将遭受历史车轮的碾压。有评论认为此次疫情凸显了全球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性,鼓吹推动跨国企业将部分生产线转移出中国大陆以分散风险,并称“这可能成为继中美贸易战之后又一重塑全球价值链的重大节点”。

当前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已超过15%,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枢纽国家之一,是全球和亚太价值链中最大的中间品提供者,全球制造业对中国供应链及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疫情更加凸显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最新报告,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贸易中约有20%来自中国,2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幅下降至37.5,为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中国年度产出将收缩2%,估计迄已导致各国产出总计下降约500亿美元。

2020年3月9日,爆发新冠疫情的“至尊公主”号邮轮穿过旧金山金门大桥停靠奥克兰港,乘客陆续下船被送往指定地点接受治疗或隔离。

要看到,在一些国际社会成员眼中,其部分企业的确是过度依赖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了,一些跨国企业早在考虑将生产转移至泰国、越南、印度等国了,这次疫情显然加剧了他们的担忧。企业出于分散风险角度考虑转移生产线存在一定的合理性。此前,由于中国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上涨,再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关税效应,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供应链已在发生转移,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从中国大陆转移至东南亚、南亚地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日韩欧美等国家或地区。但必须认识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疫情的侵害总是暂时的,对全球价值链及世界经济的冲击更是阶段性的。企业无疑要衡量短期内转移生产链的成本、收益以及可能性。美国中国商会近期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司(87%)都预计疫情将对企业收入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55%的受访企业认为目前判断疫情对今后三至五年经营战略的影响为时尚早,34%的企业认为不会有影响。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以及企业复工步伐加快,中国更可能成为维护全球价值链运转、推进世界经济复苏及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积极力量。中国拥有全世界工业门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规模庞大、功能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助力制造业企业快速规模化生产;中国“中产阶级红利”逐渐显现,具有超大规模多层次的国内市场,庞大内需将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中国坚持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推动改革开放,持续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不断增加对外商来华投资的吸引力。许多跨国公司或许试图改变投资战略,减少对中国制造和市场的依赖,但可能无法做到与中国“脱钩”。

纵观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世界经济发展遭遇危机后更容易凝聚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力量,保护主义者倾向于采取孤立政策维护国内生产者的利益,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将世界经济拉回正轨的并不是反全球化的力量,而是自由国际经济体系的内生动能。保护主义从来不是救世主,鼓吹同中国“脱钩”有违基本经济规律。加强国际疫情防控合作,推进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才是助力世界经济复苏、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要义之所在。

(姜跃春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张玉环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抗疫合作助推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李晨阳 罗 肖

“患难见真情”不仅是对扶危济困这一高尚品行的道义褒扬与情感呼唤,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的生动折射。疫情无国界。我国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代价极大的防控举措,但日本、韩国、东盟国家仍无可避免地不同程度“中招”,一度呈现韩、日局部地区加速蔓延和医疗资源愈发紧张的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国与东盟一如既往地相互支持,中日韩则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微妙关系的限制产生新的互动,这成为观察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新的重要视角。但疫情所产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危机红利”也面临东亚部分国家国内政治斗争的阴影,且从长远看,这种“红利”能否在后疫情时代超越地缘政治竞争、历史包袱、领土与海洋争端、美国因素干扰等老大难问题而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依然是需要克服的重大挑战。

中日韩就新冠疫情的互动

疫情在日本的传播主要分为“钻石公主”号邮轮与本土扩散两种方式。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日本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已通过授权首相在必要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事态”的《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修正案。韩国的疫情主要分布于大邱市和庆尚北道,是我国之外确诊病例最多的东亚国家。疫情在韩国的快速升级与信徒众多、禁止戴口罩和面具且主张隐瞒宗教身份的“新天地教”超级传播事件有关。韩国已将大邱、庆北划为特别管控区,把疫情预警提升至最高的“严重”级别,所有政府机构启动24小时应急机制等,原定3月初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也被迫延期,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被封锁。

疫情暴发后,中日韩三国从政府到民间层面均出现了近些年少见的守望相助与温情互动。在中国的危难时刻,相较于美国的口惠而实不至以及落井下石,日韩两国在道义、行动上的大力支持,令中方备感温暖。安倍首相表示,“全力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加强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对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治疗在原则上给予同等待遇”。外相茂木敏充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坚决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采取积极有力举措,日方对此表示敬意。日方愿同中方一道,共同应对疫情威胁,向中方提供全方位支持帮助”。文在寅总统也公开强调,“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助邻即助己,韩国政府愿继续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积极支持”。

左图:2020年3月12日,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向首尔市捐赠KF94口罩。右图:2020年2月2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首尔举行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会议上宣布把
预警上调至最高级。

日韩两国政府、企业、各界人士对中国的物资支援更令人感动,为中国地提供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大量急需医用物资。在运送这些物资的箱子上,印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等中国古诗词,温暖的寄语“爆红”中国网络。在日本疫情明显加重、依然坚持大量驰援中国时,中国网民甚至发出了“请不要再捐了,给自己留一些”的呼吁。

随着日韩新冠肺炎疫情也趋于严峻,中方同样积极主动地和日韩共克时艰。比如,得知日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不足后,中方紧急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盒;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韩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访问日本时强调“愿继续为日方抗击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中国政府分批次向日本捐赠5000套防护服、10万只口罩;马云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回赠日本100万只口罩;中方向韩方提供10万只N95口罩、100万只医用外科口罩、1万套医用防护服、5万人份检测试剂,出口首批500万只口罩;驻韩国大使馆向大邱市捐赠2.5万多个医用口罩;上海市分别向大邱庆尚北道以及釜山市捐赠50万、7万只口罩;威海市向仁川市回赠20万只一次性口罩。与此同时,中方提议中日韩完善并强化卫生防疫沟通协调应急机制,实施联防联控,加强互通疫情信息与对口部门沟通,交流防控经验和技术,并开展诊疗方案、药物疫苗研发等领域的合作。

中日韩是一衣带水的友好近邻,这次在疫情面前的合作互助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是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东盟就新冠疫情的互动

新冠疫情在东盟各国的扩散相对有限,但随着确诊人数不断攀升,诸如入境强制性健康申报、暂停航班、暂时取消落地签和免签政策等防控举措在近期变得越发严格,菲律宾采取了在大马尼拉地区实施封城的措施,新加坡则在政府强力领导下稳步有效地实施科学防疫政策。

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付出的非凡努力和巨大牺牲,同样获得东盟国家的高度赞赏与坚定支持,共同战胜疫情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团结、深化合作以及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契机。

2020年2月20日,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老挝万象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东盟—中国关系协调国菲律宾外长洛钦共同主持,东盟
各国外长出席。

一方面,东盟的慰问、支持增强了中国战胜疫情的信心。柬埔寨首相洪森改变行程专门访华,高度赞赏中国政府面对疫情采取的迅速有力的防控措施,表示将坚定地同中国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老挝国家副主席潘坎表示,坚决反对一些不怀好意者借疫情恶意抹黑中国的行为,作为患难与共的老中命运共同体,老挝将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指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努力、决心和采取的广泛防疫措施印象深刻;泰国总理巴育亲自制作了传递中泰一家亲的视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强调,中国对菲一直很友好,菲也要向中国展现同样的善意,呼吁部分民众停止排外的心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表示,中国正全力以赴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疫情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国家或种族的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加强了遏制疫情蔓延扩散、提升地区公共卫生治理方面的合作。2月20日在老挝召开的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东盟方面除了表达对中国的支持慰问,更重要的是与中方达成了通过加强对接、联防联控、确立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等携手应对疫情、降低其负面影响的共识。而且在会议期间,中国—东盟各国的临床医学专家们还平行召开了视频会议,重点围绕诊疗方案和救治经验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在第十二次东盟与中日韩(10+3)大使级会议上,中国驻东盟使团邓锡军大使进一步表示,中方愿与东盟和日、韩加强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本地区和全球战胜疫情做出贡献。

抗疫助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利益基础与局限

利益共同体是建设命运共同体最可靠的前置条件,仅有人性的光辉是远远不够的。毫无疑问,中日韩、东盟围绕疫情的积极互动特别是对中国的大力支持,深刻反映了彼此基于利益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有助于扎实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但长远来看,其局限将日益凸显,作为战略问题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依然需要破解诸如地缘政治竞争等根深蒂固的战略难题。

一方面,一损俱损的利益结构促使各方开展以危机后果为导向的深度合作。一是大规模的人员往来会引发重大输入性风险。东亚是世界上商务、旅游、留学、务工等人员跨境流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2019年,中日双向人员往来近1300万人次、中韩超过1000万人次、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超过6500万人次。新冠病毒传染性较强、潜伏期较长、病理尚不明确、具有较强欺骗性,加之各国人口稠密、医疗水平与应急能力参差不齐、可能相互输入疫情等,因此各国均面临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严峻挑战,助邻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助己。二是同舟共济有助于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降至最小。2019年,中国是日本、韩国、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非常重要的旅游客源国,东盟、日本、韩国分别是中国第二、第四、第六大贸易伙伴,彼此利益高度融合,供应链和产业链衔接紧密。携手应对疫情有利于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能够有效抑制本就因“美国优先”而存在的经济滑坡风险。第三,有助于中国彰显知恩图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化危为机,促进地区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以及培育、引领新的东亚合作增长点。第四,日本对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下足血本、寄予厚望,需要极力避免因疫情被推迟甚至取消。

另一方面,疫情“危机红利”的持续释放与外溢效应面临诸多局限。一是受到各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干扰。比如韩国在野党、保守派及其媒体,为了影响4月份的国会选举,指责文在寅总统先期防疫措施不力、“过于迁就中国”,热炒中国所谓“恩将仇报限制韩国人入境”“疫情缓和后开始气势汹汹教育韩国”。二是围绕防控疫情的合作具有较大的应急性和权宜性。东亚是地缘政治竞争、历史包袱、领土与海洋争端、安全体系割裂等传统安全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这些纷争在后疫情时代可能重新浮出水面。

就中国持续推进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而言,除了尽早战胜内部疫情以恢复正常秩序、恢复医疗防护装备产能以及对外援助的“弹药”等,还需继续利用各种双边渠道以及中日韩合作和东亚10+1、10+3等机制,高度负责地联防联控、分享经验、提供援助、联合科技攻关,为建立更加完备的地区公共卫生应急与治理体系作出独特贡献。中国还须在继续深化利益捆绑(尤其是构筑稳定的地区产业链与供应链)、增进公众友好的基础上,秉持共赢共享、包容互鉴、合作协商的原则,以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摸索解决东亚地区传统安全难题的新答案与好答案。而这些,都将成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宝贵财富。

(李晨阳为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缅甸研究院研究员,罗肖为云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

若不能共克时艰,中美关系将加速滑落

倪 峰

新冠疫情开始肆虐之际,中美关系刚好走到了一个关键的档口。经历了长达一年半“史上空前规模”的贸易战,两国在今年1月15日最终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中美关系由急向缓。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世人普遍期待,中美这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能抛开成见,携起手来,像2008年共同应对全球金融风暴、2014年共同应对非洲埃博拉疫情那样引导全球应对共同威胁,为世界的发展和协作提供稳定的预期。然而,从截止到目前两国之间的互动过程来看,美方却发出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信号。

美方两种言行呈纷扰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遭受疫情表达了同情,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和开展合作。特朗普总统多次公开表态,称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愿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向中方提供援助。特朗普还说,中方在极短时间内就建成专门的收治医院,令人印象深刻,这充分展示了中方出色的组织和应对能力,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美方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并将本着冷静态度看待和应对疫情,愿通过双边和世卫组织渠道同中方保持沟通合作。2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表示,“感谢我们两国的很多人在有挑战性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地工作,将援助物资送往湖北省的人民。这时刻提醒着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纽带是牢固的”。路易斯安那州联邦参议员卡西迪在国会提出支持中国抗击疫情决议案,呼吁美国加强对华援助与合作,同遭受疫情的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许多的美国流行疾病专家和政策研究者也呼吁支持中国的抗疫行动,开展中美合作。例如,在2月5日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及防扩散小组委员会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流行疾病专家珍妮弗·伯伊表示,中国正处在与新型冠状病毒进行全面斗争的前线,医护工作者精疲力竭,检测工具和个人防护用品如面罩、护目镜和手套都严重不足,不得不定量供应。美国公共卫生人士和医护专业人员应主动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并提供人道主义和技术方面的支持。她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构建一种现实的、连贯的美中未来在全球卫生领域开展协作的政策,并寻求与中国就共享哪些数据和遵守哪些规则达成共识。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各界纷纷向中国捐款捐物。美国国务院协调组织慈善机构向湖北提供了16吨疫情防控物资。比尔·盖茨基金会宣布提供1亿美元资金,用以在全球范围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其中500万美元已交付中国相关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委会、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积极筹措口罩等医疗物资,由联邦快递公司包机免费运来中国。有“病毒猎手”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利普金教授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来华,同钟南山院士等中国同行一道进行研究。2月22日,习近平主席给比尔·盖茨回信表示感谢,强调“我支持盖茨基金会同中方有关机构的合作。我也期待国际社会加强协调,为维护人类健康福祉而一起努力”。

另一方面,即便疫情肆虐,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政客、战略精英、媒体从大国战略竞争视角对待中国,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战略弹压,一些人甚至把疫情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机会。美国学者米德在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的文章中称:“中国这个巨型卡车因为某种蝙蝠病毒而止步不前了,尽管中国在控制疫情并重启经济,但这个正习惯于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的世界,需要知道没啥东西,包括中国实力的上升,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近期,美国一家智库发表了题为《大国持久战》的研究报告,建议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应从“纵向升级向横向升级演变”,即:中美核力量已形成相互确保摧毁之势,两国战略竞争很难在军事安全领域纵向升级为战争,在此背景下,美国应主动扩大对华竞争范围,在太空、网络、深海等新空间限制对手的行动范围,在舆论、经济、生物等综合领域遏制对手的发展潜力。 在各种反华势力的共同鼓噪下,美国发起了新一轮与中国的对抗,并对中美关系及两国合作抗击疫情形成了巨大干扰。

首先,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再三强调疫情可控、可治,但美国政府仍陆续做出对华旅游限制、入境限制以及撤侨等一系列“过激举动”,渲染恐慌,制造隔阂,并对中国的防疫行动横加指责。国务卿蓬佩奥声称,新冠病毒在中国爆发是其治理体制造成的。联邦参议员科顿毫无根据地诬称疫情是中国秘密研发的生化武器泄露导致的,“中国可能有一个生物战计划”。美国一些主流媒体不断发文渲染疫情,指责中国政府“防控不力扰乱国内外民生”,竭力唱衰中国经济、抹黑中国形象。

其次,继续在经贸、科技、金融等领域打压中国,推动中美“脱钩”。2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取消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在内的25个经济体享有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展中成员优惠待遇。2月13日,美国检方指控华为串谋从六家美国科技公司窃取商业机密。2月14日,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国务卿蓬佩奥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会上警告欧洲国家,如果它们让华为参与推出5G技术,将是“选择独裁而非民主”,要求英国从允许华为部分参与其5G建设的立场上“及时回头”。2月15日,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考虑阻止通用电气公司向中国出口LEAP-1C航空发动机。2月17日,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将试图切断华为的半导体供应,全世界所有有意使用美国设备为华为公司生产芯片的公司都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

第三,在政治上制造事端,不断抹黑中国。1月28日和3月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和“2019年台湾盟友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这是继2019年通过涉香港法案和涉疆法案之后,美国国会的新的挑衅举动。2月18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五家中国主流官方媒体机构认定为“外国使团”。3月2日,蓬佩奥宣布,对中国驻美五家官媒机构实行人员上限。按照新的限制措施,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的中国籍雇员需要从目前的160人减少到100人。蓬佩奥近期更是利用各种场合就新疆、宗教、孔子学院、“一带一路”、南海、5G等问题指责中国。

共克时艰才是正途

传染病跨国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威胁。1918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时,“西班牙流感”疫情在欧美爆发并迅速扩散到全球。在此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这场疫情夺去2500万到4000万人的生命,比持续了52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还多,也间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提早结束。面对流感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惨祸,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应运而生,开启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克疾病的进程。从20世纪初至今,作为全球卫生安全重要行为体的中美两国曾多次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流行性疾病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挑战,两国合作在应对百多年来人类面临的历次危机方面从未缺位。

2020年3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图为白宫新冠肺炎疫情协调官德博拉·博克斯在发布会上介绍检测流程。

自2003年起,中美两国政府明显加强了在全球卫生领域的双边合作。2003年非典疫情在中国消退后,时任美国卫生部长汤普森曾访华与中国卫生部签署为期多年的双边合作文件,以协助中国发展建设更为成熟和系统化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2004年中国出现H5N1型禽流感病毒,中国国家流感中心与美国疾控中心首度合作,提升两国在疫情监控和数据分析方面的能力。2005年中美两国政府启动“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计划”,并于同年创立中美卫生保健论坛。2006年中国卫生部与美国卫生福利部又签署一份旨在扩大双方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谅解备忘录。2011年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预防禽流感国际合作计划”,中美两国在其中围绕H5N1型病毒防控进行合作。2009年新型H1N1流感病毒在美国、墨西哥爆发并迅速席卷全球,中美两国很快实现了信息和技术共享,快速推动疫情的国际监测和相关疫苗开发工作。在疫苗研发成功后,中国随即投入大规模生产。在夏季疫情暂缓期间,两国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加强了对病毒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拓展了卫生交流。同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共识,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预防、监测和报告方面加强合作,其涵盖范围包括H1N1、禽流感、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等。2013年新型禽流感病毒H7N9在中国出现,中国率先研发出针对该病毒的疫苗,并与全世界分享,从侧面促进了美国疾控中心和私人制药公司的疫苗开发工作。在整个H7N9病毒爆发期间,中美两国的疾控中心共享数据并开展联合研究,并在全球范围内分发病毒检测试剂。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中美两国迅速启动医疗援助,在非洲开展实地合作,包括共同协助非洲国家建立疾控中心。

然而,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尝试在多个层面与中国“脱钩”,这种行动也蔓延到公共卫生领域。2018年,美国关闭了设在北京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办事处,同时暂停了与中国的“全球艾滋病”合作计划。随后,在联邦政府授意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均陆续减少常驻北京办事处的人员。在疫情尚未扩散之前,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已经开始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出手阻挠中美科研合作,甚至逮捕了一些业内知名的美国学者。在这种政治风向下,美国科研人员获取政府支持以协助中国抗击疫情的愿景成为奢望。更有甚者,特朗普政府内有人欲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工具,甚至做出“疫情将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的判断。

在特朗普政府此番操弄下,中美防疫合作严重受阻,两国之间的负面情绪越积越深。病毒没有国界,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正如习近平主席2月7日应约与特朗普通电话时指出的:“流行性疾病需要各国合力应付。”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已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日前《华盛顿邮报》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中卫生合作崩溃》的文章,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中卫生合作得到培育和发展。战略科学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在应对新出现的感染等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问题在于,形势的发展往往并不以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如果错过新冠疫情提供的合作机会,中美关系继续沉沦并滑向恶性竞争的概率将大为提高,不仅是中美两国,世界也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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