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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礼宾礼仪漫谈
2020/7/31 10:23:53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05期

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历史典籍中拥有取之不尽的“礼”之精华,外交活动对“礼”的重视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与不同国家交往的过程中遵循着一套通用的礼宾礼仪规范。那么,外交礼宾礼仪究竟是什么?它在外交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从外交案例背后看到什么?礼宾官员在其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本期“封面话题”汇集几位中外学者和前礼宾官员的文章,带读者走进这个丰富多彩的领域,部分素材来源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从理论到实践——外交礼宾礼仪研究》一书。 ——编者手记

外交礼宾礼仪漫谈


2018年6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热恩别科夫。这是国事访问欢迎仪式改革后的首次启用。

揭开外交礼宾礼仪的面纱

周加李

外交礼宾礼仪是外交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国家间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其政治性、神秘性与高端特点吸引着媒体和民众的关注,很多民众是通过礼宾礼仪认识外交的。提到礼宾礼仪,人们往往会联想到隆重排场、盛大仪式、美酒华服等,那么,礼宾礼仪到底是什么?它有何价值?有哪些显著特点?让我们揭开外交礼宾礼仪的神秘面纱,一探真容。

外交礼宾礼仪的价值

外交礼宾礼仪又称为礼宾礼仪、外交礼宾、外交礼仪,简称“礼宾”。它是国家在外交仪式中遵循的正式行为准则或程序原则,是国家、政府及其代表在对外活动中奉行的一套符合良好行为举止要求的规范。礼宾工作的主体限定为具有较高级别的领导人与外交人员,最典型的代表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等。

外交是用和平手段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任何一类“礼”都是以“和”为目的,礼宾礼仪也就成为外交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外交礼宾礼仪贯穿外交活动的始终,为外交营造氛围、设置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政策的意图,展现的是国家关系的状况,其存在使得国家间交往变得更加顺畅、和谐。外交礼宾礼仪务实性强,工作内容具体琐碎,看似是细枝末节,但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微观上能反映外交主体的特色和性格,宏观上能体现一国的对外政策,展现国家间关系的实际状态。由于外交礼宾的直观性、外在性,因此也成为观察国家和部门领导人外交风格以及该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对外政策走向、对外关系亲疏远近等的重要指标,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以小见大、从形式窥本质的作用。

外交礼宾礼仪的内容

礼宾的内容相当丰富,既展现在迎送仪式、礼宾次序、宴会安排、谒陵仪式、外交特权与豁免、国旗国歌国礼等宏观层面,也体现在外交主体的言谈方式、行为举止、着装服饰、会场布置等细微之处。礼宾是不同国家在交往和处理相互关系过程中,经过几百年实践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接受与践行的规范,作为一套成熟的“交流信号系统”具有国际性与共享性。

2019年6月7日,中国新任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孔铉佑乘坐日方提供的皇家专用礼宾马车通过正门进入皇宫,
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

这种国际性充分体现在许多方面。如会议会谈会见坐席设置中的礼宾次序按照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的新规定执行,采取依据外交代表的头衔、(驻外使节)递交国书的时间先后确定次序标准,为“无争议”创造了条件。世界各国公认的尊卑标准如以中、以右、以前、以先为尊等又为合理地安排位次提供了依据。外交礼宾中仪式感最强的内容之一是欢迎仪式,其中走红地毯、奏国歌、鸣礼炮、检阅仪仗队等是仪式上的程序性内容。奏国歌时先奏来访国国歌,后奏东道国国歌,是为了体现东道主对来访领导人的尊重;为到访的国家元首鸣放21响、为政府首脑鸣放19响礼炮是给予的高规格礼遇;来访国领导人检阅东道国仪仗队也成为一种尊荣。这套程序是外交礼宾中各国共享的规范。国宴也是外交礼宾的重要内容,在丰俭之间突显民族特色,逐渐形成一些共性特征,如身着华美的服饰、富丽堂皇的场地、精致唯美的器皿、精心烹制的菜肴、高贵典雅的氛围等,使国宴成为国事访问的重头戏。

外交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观层面的个人礼仪素养也是礼宾工作不可忽视的内容。因此外交主体的服饰衣着、言谈举止等也影响交往,具有政治色彩,关乎国家间关系。与举止相关的致意礼节如握手、拥抱、亲吻礼等被广泛使用,每一种礼节都有相应的规范和要求,比如何时行礼、什么人之间行何种礼、行礼的正确姿势与禁忌等。外交领域还有一套与服饰相关的着装规范,它们以软约束的方式限定着参加者在什么场合穿何种正式程度的服装。根据国际上通用的着装规范,不同场合应该穿着不同的服饰。这些规范是现代国家外交中共享的“信号系统”,国家之间基于这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可以通过礼宾相互表达尊重,也可以通过违反礼宾规则采取常规性做法表示不满和抗议。

外交礼宾礼仪的特点

外交礼宾礼仪的特点大致有四个方面:重要性、政治性、国际性、文化性。

礼宾礼仪因其承载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形象,影响巨大,往往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一旦违反或者弄错可能会引起较大的争议。外交领域曾发生因升错国旗、奏错国歌引发抗议的事件。2000年2月23日,时任法国总理若斯潘访问以色列,以色列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在该市主要交通干道悬挂法国国旗,然而挂出来的却是荷兰国旗(两者虽都是红、白、蓝三色旗,但法国国旗是三色纵向排列,荷兰国旗是三色横向排列),造成巨大尴尬。

礼宾活动代表政府进行,可以反映政治上的考量和影响,政治属性是外交礼宾区别于商务礼宾、学术礼宾、酒店礼宾的最典型之处。外交礼宾是为落实对外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服务的,其表现形式如接待规格、冷热程度等,无不体现一国对另一国的政策和态度,展现国家间关系的实际状况。1989年5月1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指示与戈氏见面时的礼节是“只握手、不拥抱”,表明两国虽然结束了敌对关系,但未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结盟程度。这些礼宾礼节充分体现了中国当时的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两国关系状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

国际性是外交礼宾作为一套通行国际惯例赖以存在的基础。如果不具有国际性与世界性,外交礼宾就不能作为一套信号系统在主权国家之间共享,以传递热情、尊重、友好等信息。同样,如果没有这套公认的规范,一方刻意降低礼宾规格另一方也就无从领会,使得两国关系交恶常常从礼宾开始的表现也无从判断。礼宾的国际性是礼宾作为国家间关系“指南针”“温度计”的前提条件。

文化性是外交礼宾活动的重要方面,尽管国际性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礼宾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各国在践行约定俗成的礼宾规范时一定会打上本国文化的烙印。比如,世界各国的民族服装如西方欧美国家的“塔式多”礼服、中国的“中山装”和“旗袍”、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大袍”、日本的“和服”等已成为世界人民熟知的国家符号,登得上国宴场合。国宴中的菜肴也能体现各国的特色,如中国的“烤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牛排”、阿拉伯国家的“烤全羊”等。这些文化特性点缀着具有统一性的外交礼宾,让礼宾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外交礼宾看似高端、神秘,但在媒体的高曝光率下,具有了很强的直观性,让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屏幕、纸媒领略其风采。礼宾的高度实操性、外在性,使其存在于错综复杂国家间关系的表层,然而也是判断一国内政、对外政策、国家间关系亲疏远近的切入点和风向标之一,具有“一叶知秋”的效果,而这正是礼宾的价值所在。

(作者为外交学院讲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外交礼宾中的细节不可忽视

袁南生

回忆起我多年外交生涯当中经历的事情,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礼宾工作在第一线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很多时候外交礼宾工作也可以决定整场外交的成败。

区分“习惯对等”与“机械对等”

2001年,我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首席馆员,朱镕基总理要去埃及访问。在朱总理访问之前,我与时任外交部礼宾司罗林泉副司长前去踩点,遇到一个问题。当时我们得知,埃方将把为朱总理访埃举行的欢迎仪式放到总理府。如果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到此为止,那后面就会出问题,因为一方面,作为一名外交礼宾人员,你必须到现场去勘察;另一方面,埃方为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欢迎仪式一般是在机场,改到总理府显然不符合惯例。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其改变惯例的具体考虑。后来在筹备来访的磋商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我方因天气原因将欢迎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所以埃方故意将为朱总理举行的欢迎仪式改到总理府,以显示“对等”。但我们去现场踩点时发现,那里场地有限,只能站18个人,显然不符合规格和要求。于是我们告诉埃方,这个安排中方不能接受,埃方对“对等”的理解不对,对等应是“习惯对等”,而不是“机械对等”,不能说一国仪仗队里有两名女性,另一国仪仗队里也要有两名女性,这是很机械的做法,也不是外交对等的真实内涵。

所谓“习惯对等”,我们在与埃方的磋商里进一步做了说明:中国外交部刚刚对礼宾工作进行了改革,中方的“习惯”就是在人民大会堂而不是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你们的“习惯”是在机场而非总统府或总理府举行欢迎仪式,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是按习惯办的,你们为什么不按习惯办呢?而且,如果要讲习惯,中方为来访的国家元首鸣礼炮21响,为来访的政府首脑鸣礼炮19响,但是埃及从来不为任何来访的外国领导人鸣礼炮,因为埃及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习惯中方就不要求“机械对等”,因此仍为埃及领导人访华鸣放礼炮。但是埃方仍然不肯让步。后来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机械对等的话,那么将来贵国的总统和总理访华,我们将按照对等原则不再鸣放礼炮。”于是,埃方态度软了下来。经双方协商,埃方提议改到库巴宫举行欢迎仪式。我们勘察后认为,库巴宫在埃及的地位相当于我国的钓鱼台国宾馆,场地面积很大,也很气派,符合要求,就请求国内同意了这一安排。这个实例说明礼宾工作一定要细致,不能一味听信对方说辞,更不能想当然。习惯对等,是说一国需要一视同仁地以其外交礼宾习惯性做法、通常性做法对待其他国家,锦上添花、好上加好的礼宾创新值得推崇,但降格和低于普遍待遇的做法是不符合对等原则的。

2018年1月9日,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携夫人布丽吉特参观故宫。


抢占先机,事半功倍

在礼宾工作中,同样一件事情,比如看望、送花、赠礼,先做和后做的效果往往大不一样。把握好“先做”与“后做”的关系,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8年,我在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上,该国举行大选。当时的津巴布韦国内政治局势比较复杂,朝野两党严重对立,穆加贝总统和中国的关系一直不错,反对派候选人摩根·茨万吉拉伊在当时的大选中取得了第一轮得票领先的优势,但未过半,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穆加贝宣布得票83%,茨万吉拉伊拒绝承认这个结果,宣布退出大选,穆加贝宣称自己获胜。于是,美国以穆加贝“舞弊”为由带头对他领导的政府进行制裁。之后,茨万吉拉伊出任联合政府总理。然而过了不久,茨万吉拉伊在从家乡到首都哈拉雷的路上遭遇严重车祸,其本人受伤住院,夫人则不幸遇难。事情发生后,我立即指示使馆工作人员搜集信息,以确保所有驻津外国使节当中,我是第一个前往医院探望的。通过高效的协调安排,我办成了这件事。

在津巴布韦当时的国内形势下,我与茨万吉拉伊建立良好个人关系是很重要的。穆加贝这次当选是“胜而不利”,茨万吉拉伊领导的反对党是“失而不败”,联合国方面的调停是“调而不停”,国际社会推动两党联合则是“联而不合”。茨万吉拉伊虽然有西方背景,但也拥有民意支持,而他领导的反对党并非“反动党”,更不一定是“反华党”,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及早入手做工作,与两党均保持良好的关系,以此扩大对津政策的影响力,客观上也有助于津巴布韦国内局势恢复稳定和团结。

在我探视茨万吉拉伊三个小时后,穆加贝宣布为总理夫人举行国葬。若是在这之后我再去看望他,就不能充分发挥效果了。幸好我们及时行动,在第一时间让茨万吉拉伊感受到了中国的友好姿态。后来茨万吉拉伊在担任总理期间一直对华友好。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前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中国前驻津巴布韦大使)

国礼,助力中国走向世界

朱红勤 陈 紫

国礼是指在外交活动中,以一国的国家领导人、政府以及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名义馈赠或受赠的礼品。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国家之间相互馈赠礼品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内容,也是外交礼宾礼仪的重要环节和国际惯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收到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赠送的重要外交礼品三万多件,包括工艺品、生活用品、民族服装、文体用品和动植物等几十大类,其中的国礼集中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电子仪器设备等交由相关学校和科研机构管理,动植物则转交相应专业部门接收。

201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友好往来历史见证——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受赠礼品展”盛大开展,成为国博的常设展。这个展览展出了从三万多件受赠礼品中精选出的600多件国礼,增进了公众对新中国外交历程和世界多元文化的了解。

礼之意:展现国家形象

较之普通礼品,国礼代表着一国的国家形象和意志。各国在国礼的选择上通常注重这样一些原则:寓意上表达本国对对外关系或国际局势的政治态度,工艺上体现本国的艺术特色和科技水平,内容上彰显本国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也会关照馈赠对象的个人喜好、情感特点以及尊重受赠国的民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图片为中国国礼同款样品,从左至右依次是: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获赠的“飞鸽”牌电动自行车;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俄,向普京总统赠送的沈绣《普京总统肖像》;
2014年11月APEC北京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赠送各成员方领导人的礼品《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

国礼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媒介,是一种能传情达意的语言和符号,有助于阐释外交理念。2014年中国赠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员方领导人的《四海升平》景泰蓝赏瓶,端庄典雅、精致考究,瓶体最大直径21厘米,代表APEC的21个成员;瓶身周围饰以浮雕的吉祥水纹图案,绘有APEC会标、雁栖湖APEC会场、北京天坛以及慕田峪长城图案,蓝色基调的青花瓷象征蔚蓝的太平洋;“瓶”与“平”谐音,寓意APEC成员四海升平、如意吉祥、和谐发展,契合中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国礼往往呈现一国的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能让人感受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非洲国家赠送的国礼多以木雕、牙雕、铜器及金银器工艺品为主,在国家博物馆中就陈列着诸如雕花木凳和镶金边镂空高足银盘等充满非洲地域文化和艺术风格特征的礼物;亚洲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发祥地,一些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选择国礼带有鲜明的宗教特色,例如尼泊尔的镶银嵌宝石坛城、巴勒斯坦的清真寺纹贝雕盒;欧美国家国礼多姿多彩,或具有欧美文明古风——如希腊的古希腊竞技浮雕,或体现精美的现代工艺——如瑞典的鱼形水晶玻璃摆件和比利时的钻石蓝色火焰体。

对于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瓷器、丝绸、茶叶、刺绣、雕刻和书画等艺术精品是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显性文化符号,长期作为国礼馈赠各国。目前,已有许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收到中国赠送的以他们本人肖像为图案的精美瓷盘或刺绣,以及工艺性很高的瓷器和丝绸。

礼仪的核心是尊重,尊重体现于细节。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间以国礼为媒介,将情与意融入其中,既建立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情,又增强国家间的互信合作。一份“走心”的国礼,往往会收到超出礼品本身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将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夫妇,令布什总统回想起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经常与妻子一同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的情景。

国礼可以展现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无论是作为传统民族工业的英雄金笔、长虹彩电、飞鸽自行车,还是蕴含现代科技成果的高铁、人工智能产品讯飞翻译机2.0等,都曾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此外,中国熊猫、土库曼斯坦汗血马、斯里兰卡象一类的“国宝”级动物以及一些具有地域特点的植物也曾被当作国礼,在国际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礼之用:以和为贵

国礼往往蕴含着超越自身经济价值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在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独特作用和积极影响。

国礼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意义。众多国礼以实物形式记录了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足迹,见证了中国外交取得丰硕成果的高光时刻。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外交盛事,双方互赠的国礼无不体现着智慧、寓意和艺术。美国总统尼克松选择了象征和平与友善的“瓷塑天鹅”作为开启中美关系大门的信物,中国则将两只温和敦厚的大熊猫送上了前往美国的专机。

国礼是中国外交立场的体现,向世界展现了和平发展的愿望。鼎和尊是中国传统的礼器。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和70周年,中国分别向联合国赠送了青铜器“世纪宝鼎”和景泰蓝“和平尊”,寓意和平、吉祥与权威。

国礼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对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起到积极作用。《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1688年由法国人弗朗索瓦·贝尼耶翻译的法文版《论语导读》将孔子的思想传入法国,为法国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灵感。300多年后的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一部法文版《论语导读》作为国礼赠予中国。

凝聚传统文化精髓,承载民族地域特色,彰显文明进步成果,将是国礼选择的未来发展趋势,这在科技高速发展和物质日益丰富的当下尤为重要。科技不断进步必然会影响到“国礼”文化在外交事物中的发展,大量新思维、新理念和新成果的出现或将引发人们对传统国礼理念的思考,“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将成为我国国礼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键时刻,“国礼”文化必将助力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朱红勤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紫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移在线新媒体编辑)

多边外交礼仪面面观

樊 剑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从20世纪末开始,大型多边国际会议和世界级的博览会、运动会等呈不断增多趋势。这同国际社会应对新显现的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的问题有关,也与全球治理模式的演进和变革有关。由于官方多边交往的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组织实施难度大,其外交外事礼仪与官方双边往来有所不同。

相对从简

在与会国政要和高级官员抵离的迎送安排上,东道主一般会做出比双边访问低一些的安排。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经常聚在一起开会,东道主一般都不安排部级官员到机场迎送。2007年芬兰主办第六届亚欧首脑会议时,根据欧亚两地的不同情况,在与会领导人抵达机场时,芬方简化了迎接欧洲国家领导人的形式,只派出礼宾官员去机场安排入出境礼遇;对亚洲国家领导人则给予较高规格迎接安排,由一位政府部长前往机场;但在与会领导人离开时都是由礼宾官员送行。

2008年中方在北京举办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也简化了机场迎送规格,由外交部几位曾担任过驻亚欧国家的老大使作为礼仪大使迎送与会领导人和部长。这同双边访问中,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抵京时由外交部一位部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是不同的。不过在与会领导人或部长抵离时,仍参照双边访问时外国领导人和部长应享有的礼遇,免费提供贵宾休息室,领导人和正部长享有免检、免验待遇,随行代表团成员使用专门的礼遇通道通关。

礼仪从简还体现在赠礼方面。通常主办方向与会人员赠送大型多边国际会议的纪念品并不昂贵,只是印有会标的瓷杯、锡盘等。有的大型会议向每位与会者发放印有会标的文件包、笔、笔记本和介绍主办国情况的图册以及主办城市地图。也有的主办方以企业赞助形式将某企业提供的物品作为纪念品发给与会者,但一般不使用企业标识,在介绍材料中也不刻意突出企业。

礼遇总体平衡

1996年泰国举办首届亚欧会议时,对专机停放采取了平衡的原则。曼谷国际机场由于商业航班多,只有两个机位可供与会领导人的专机使用。为了避免厚此薄彼,泰方决定两个机位只用于专机抵离时上下人员和装卸行李,专机本身均调飞到乌塔堡空军基地停放,那里在越南战争时是美军B-52轰炸机使用的基地。丹麦在举办联合国发展会议时,对与会方租用会场内办公室采取统一价格。这种在主办大型多边国际会议时应用平衡原则的例子比比皆是。

2008年8月9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观看北京奥运会女篮比赛。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方对前来出席开、闭幕式和观赛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王室代表等注册贵宾的订房、用车等有统一做法:每位贵宾及一位随行客人享受免费开、闭幕式门票,中方组委会免费提供一辆小轿车和一辆面包车,每位贵宾可以在下榻饭店最多订五个房间,费用由其代表国家的奥委会支付。

礼宾次序上凸显东道主

在多边交往中,一些国际大型多边会议的举办方或东道主根据会议(组织)宗旨,在协调制定会议议题、起草会议成果文件过程中起着积极甚至主导作用,因此会议礼宾次序排法往往以东道主为中心。有的国际会议,其上一届东道主和下一届东道主在排序中为“次中心”,其他与会代表团团长多按国名(或成员名等)的英文首字母排序。

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礼宾次序的基本排法是,本届会议东道主的右侧为上届会议东道主,左侧为下届东道主,其他经济体代表团团长按经济体名称首字母排序。2001年第九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与会经济体领导人在上海科技馆外的合影站位是江泽民主席居中,他的右手边为上届会议主办方文莱苏丹,左手是下届会议主办方墨西哥总统。2016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会议,与会领导人的合影站位、与会国国旗的升挂排序也把上届和下届东道主放在仅次于东道国中国的次中心位置。

2011年中国在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正式会晤时,在领导人集体合影、会晤、欢迎宴会、签字仪式和联合记者会的站位或座位安排上是将分别主办过前两届会晤的俄罗斯、巴西的领导人排在中国领导人之后。如在签字仪式和联合记者会上,胡锦涛主席居中,右侧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左侧为巴西总统罗塞夫,俄总统的右手为印度总理辛格,巴西总统左侧为南非总统祖马。

接待工作由主导变为协助

出席大型多边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少则数个,多则上百,主办方无法照搬双边接待模式。国际上举办这类会议时,接待与会代表团的成功经验是向各个代表团分别派出联络员或志愿者。与会代表团的参会及活动日程、住房与交通安排等事项由代表团驻主办方的外交代表机构或代表团的先遣队伍进行安排。因此联络员的工作主要是协助与会领导人或部长及相关随行人员顺利参加会议和东道主举办的活动。

联络员的工作范围包括:利用自己熟知会议举办地的情况和对会议安排的深入了解,为代表团的礼宾人员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协助与会领导人或部长的代表团解决在会议期间的住宿、交通、证件、饮食等问题以及专机入出境和停放、代表团警卫人员携带无线电器材与武器的申请以及他们自行安排活动时遇到的问题。还需要把主办方相关活动的请柬、纪念品以及人员、车辆的证件准确送达其负责联络的代表团,同时将与会领导人及随行人员引领到重大活动或双边会见现场。由于东道主的接待工作由主导变为协助,与会方在会议筹备过程中的参与就显得非常重要,主办方会分阶段向参会各方发布有关信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北京奥组委曾就接待注册国际贵宾事宜向各国和各地区奥委会发出有关注册国际贵宾来华观看奥运会相关情况的通知,并先后两次召开面向驻华使节的情况吹风会,着重介绍贵宾注册、住宿、交通、出入运动场馆安排等信息。

在近现代外交中,国家间的双边交往是大量的,其礼仪对后来的多边礼仪产生了不言而喻的重要影响,多边安排中沿用双边礼仪中的做法并不鲜见,而两者的核心要旨都是体现出平等的交往和对客方的尊重。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前参赞)

礼宾与效果:规则和创意交相辉映

(印度)基尚·拉纳

礼宾是国际交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让各国在国际交往中有效和高效地进行沟通。礼宾受到规则的限制,但也有创新和改变的空间。许多人觉得礼宾就是国与国交往时需要遵守的礼仪规则,但其实,礼宾在各国的沟通交流中也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还为驻各国首都的外国使馆提供了一套通过驻在国外交部同该国政府打交道的流程。

递交国书趣事

1979年12月,我幸运地成为在年末假期前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递交国书的那批新任驻捷使节中的一位。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递交仪式中最为壮观的一次。我乘坐官方提供的轿车从布拉格城堡正门进入一个内院,在一个小型讲台前下车,大约有300名总统卫兵列成仪仗。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国歌被奏响,之后我向警卫们大声念出前一天该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教给我的问候语Nazdar(您好),警卫们齐声回答Z’dar(您好)!

让仪仗队大声向贵宾致意,是捷克斯洛伐克独一无二的官方礼仪。这个环节还让两位来访贵宾闹了笑话。20世纪70年代初,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对捷国事访问中也按东道国之礼向仪仗队大声致意,但却被仪仗队的大声回礼吓了一跳,随后他又说了一遍“Nazdar”,使得仪仗队再次大声回礼,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了好几次,令现场捷克政要忍俊不禁。另一次,一位外国驻捷大使忘记了问候语,努力回想了一番后说了一个单词“Budwar”(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畅销啤酒品牌名),仪仗队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

2018年5月11日,印度总理莫迪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进行正式访问。尼泊尔总理奥利到机场迎接。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直到1970年左右,外国新任驻印使节都会乘豪华马车前往总统府递交国书,并由仪仗队迎接,但这两项安排后来被取消了。一些欧洲国家保留了旧礼宾模式的框架:新到任外国使节乘坐驻在国政府提供的豪华轿车,在摩托车队护送下前往国家元首的官邸,递交国书后以同样方式返回自己的寓所,细微差别在于,回程时轿车前方需插上派遣国国旗,因为坐在后座上的贵客已经完成了仪式正式开始履行大使职责了。

打破常规

当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初再次当选印度总理时(1977年3月曾败选),她发现许多国家都在简化外交礼仪、不再热衷于表面的形式,西方国家尤其如此,受访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不再去机场迎接来访国宾,也多已取消送行仪式。于是在1982年初,英迪拉·甘地决定也仿而效之,简化印度的外交礼仪,将迎接国宾的欢迎仪式地点从机场改到总统府前院,后者建筑宏伟,比机场停机坪更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既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形象,也减轻了总统和总理的礼仪负担。她一开始非常谨慎,要求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反复进行彩排,以达到要求。她亲自参加了几次彩排,过了好几个月才最终批准。这样一来,送行仪式的安排也悄然降格。现在即使是国事访问,也只需一位内阁部长前往机场送行。

一国的独特性可以体现在其礼宾礼仪的许多方面,也让礼宾礼仪更富变化。有时可以“打破常规”,总统或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来访贵宾,比如最亲切盟友的领导人以及教皇这样的贵宾。受访国领导人可以亲自陪同贵宾参访重要地点,比如2014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陪同访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政治大本营”古吉拉特邦度过了一天。作为特殊礼遇,访问印度、美国等国的领导人还可能受邀在其立法机构发表演讲。

“葬礼外交”

为去世的国家领导人或前领导人举行国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仪式,不少国家邀请外国领导人参加这类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准备时间很短,到场嘉宾众多,因而安排工作十分繁重。但各国的“记性”都很好,许多国家都保存着详细的曾参加本国国葬活动的外国领导人名单,以此作为是否参加其他国家国葬的重要依据。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最紧要关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华盛顿去世。英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温斯顿·丘吉尔1940年5月出任首相后曾七次赴美与罗斯福总统会晤,他常乘军舰前往,来回都得花上几天时间。1941年12月,他曾为劝说罗斯福支持英国与纳粹德国作战花费了巨大精力。然而丘吉尔没有亲自赴美出席罗斯福的葬礼,只派了一位部长前往。1965年1月丘吉尔去世时,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代表美国出席了他的葬礼,本该率团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称病”没有出席。

1989年2月24日,在日本天皇裕仁的葬礼上,礼宾官员们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前来出席,但按照传统的位次顺序,54位其他国家元首中有很多排在他之前。根据传统,按资历排位,国王排在首位,其次才是总统,而且国王与国王、总统与总统之间则按上任时间排位。由于日美关系的特殊性,日本方面希望把美国总统排在哀悼者的前列,但又怕得罪其他国家,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排位标准:位次按裕仁在位期间访问过的国家顺序确定,而美国是裕仁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出国访问的目的地。葬礼期间,各国领导人们会在活动上和活动以外进行私下交谈或非正式会晤,从而产生了“葬礼外交”这种形式。1980年5月8日,在南斯拉夫总统约瑟普·铁托的葬礼上,英迪拉·甘地总理第一次见到了新当选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是她们两人之间坚实友谊的开端。

(作者为印度中国研究所荣誉研究员与荣誉教授。翻译:周幻)

政治体现于细微处:日本礼宾官是如何工作的

(日本)寺西千代子

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工作了40多年,其中十几年是在典仪局度过的。经过数次机构改革,典仪局现下设三个处:礼宾处,主要负责处理皇室相关事宜,接待各国来访使团,安排日本外交官驻外及礼宾事务;国宾及公宾处,主要负责接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外国贵宾;首相出访处,主要负责安排日本首相出访,也负责安排外国首相访日。笔者当时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在国宾及公宾处。同其他部门相比,该部门的工作吸引了大量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礼宾官的头号任务是协调

1977年至1986年间,我曾作为礼宾官参加了65次国事访问和正式访问的接待。准备过程中感觉最难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来访国官员与日本国内各机构之间的观念差异。“入乡随俗”并非普遍适用的“黄金法则”,日本和别国在安全、守时和变通方面的差异尤为明显,协调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安全。安保问题是安排国家元首行程的优先考量。一次,某国总理想在东京体验一下乘坐地铁和在银座散步,日方安保机构拒绝了这一要求。最后,在外务省的努力协调下,日程中加入了非常短暂的地铁旅程和银座散步,既考虑了安保需要又满足了贵宾需求。已故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访日期间曾想乘直升机前往东京近郊的一个机器人制造厂参观,由于天气难以预测,且当地停机坪条件达不到国宾规格,日方负责管理军用直升机的防卫省坚决拒绝,要求使用陆路交通工具,而英方先遣团认为时间和效率最重要,甚至反问道:“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军方会因为天气不好或降落条件差就不行动吗?”双方一度相持不下,最终英方作了让步。 二是贵宾与当地人交往。很多贵宾对平民的生活习俗非常感兴趣,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日期间就想见见日本的农夫们,我们的先遣队便请京都地方政府推荐一名农场主。但美方先遣人员与他见面后,把他从备选名单里删除了,因为这名农场主当时戴了一枚“扶轮社”(由商人和职业人员组织的慈善团体,在全球范围内推销经营管理理念,并进行一些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的徽章。美方先遣团认为,扶轮社成员这个身份超出了日本农民的形象界定,会给总统访日制造多余的信息。很多贵宾在日本停留期间特别希望到街巷中去品尝普通日餐,他们的代表团经常主动提出一些具体推荐地点,这让日本典仪局和安保部门头疼不已,因为这些餐厅要么人员混杂,要么过于平民化,吃的东西又多为生冷,不适合贵宾前往用餐,所以每次都会产生激烈的争执,但日方总会想出办法尽量满足客人的要求。

三是观念。日本人强调遵守规则,行事十分严谨,有时会让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感觉尴尬。在一次酒会的彩排中,宫内厅(代表天皇方面)的一位仪典官现场用尺子丈量天皇与皇后的站位,并且说皇室对两人之间的距离有明确规范。来访国的外交官见了这一幕大为惊讶。宫内厅对这种细致入微做了解释:“在皇宫内,我们从来不会因技术性问题陷于无法应对的尴尬局面,因为事先我们会通过一遍遍的测量和预演来确保胸有成竹。”

着装要求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外交礼宾礼仪中的着装标准也在发生改变。如今各国礼宾规程中的着装要求都不再那么繁复,对应的选择也丰富多了,“TPO”(TIME,PLACE,OBJECT,即着装必须考虑时间、场合、活动目标)是首要原则。

在女性着装方面,现在的选择非常丰富,好像“什么都可以”。着装要求被简化了,普通礼服 、下午宴礼服、鸡尾酒礼服、晚宴礼服、晚礼服、长袍等都在退出礼宾礼仪舞台,只有日礼服、晚礼服还在广泛应用,下午宴礼服被归在日礼服类,晚礼服则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晚装。因此,许多女士如今也穿着普通长度的裙子甚至裤子(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非常正式的活动。过去,重大礼仪场合的邀请函一般只注明对男性的着装要求,现在也会写上对女性的要求。

2016年4月15日,日本驻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外交官夫人身着和服展示茶道。

在男性着装方面,正式程度最高的是“白色领结”(White Tie),如今只在欧洲和美国的少量晚餐国宴中以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这样的场合还在坚持,次一档位的“黑色领结”(Black Tie)则在西方国家正式晚宴中广泛应用。在日本,过去天皇举办国宴的着装要求是“白色领结”,现在鼓励来访国贵宾穿正式的民族服装。我曾驻外的国家中有两个还保留着“白色领结”要求,一个是芬兰——外国大使就任时须按“白色领结”规范着装,再一个是梵蒂冈——当教皇在场时,外交使团成员都须照此规范着装。在日本,外国大使递交国书、面见天皇时的着装要求仍注明为“晨礼服”,但现在这一规范逐渐不被各国使用。

食品在外交中的角色

19世纪中期,西方美食首次在日本官方场合亮相。德川家族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很强调食物在外交谈判中的重要性。他曾在宴请英国代表时因宴席上的正宗日本料理不受客人欢迎而感到很没面子,从此在自己的外交宴请活动中只提供法餐。当代日本外交对“吃”仍很重视。在这方面,我从日本前驻英国大使北村宏司先生的著作《外交的关键在于餐桌上的招待》中受到颇多启发。这本书向日本的外交礼宾官们提出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建议,比如在翻译菜单方面,提醒我们不要把“裙带菜”(wakame)翻译成seaweeds(海藻),因为讲英语的人看到后一种菜名就会联想起海底飘荡的杂草;也不要把“鳗鱼”(unagi)翻译为eels(鳗鲡),因为后者在西方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形象。

选菜也很有讲究。比如,“鲷鱼清汤”是日本的传统美食。但若外宾看到碗里的鲷鱼睁着眼睛泡在汤里,恐怕会吃不下饭去,不吃生鱼片的外国人也大有人在。北村先生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让菜式配置再均衡些。我曾参加过巴基斯坦总统举办的宴会,他曾作为国宾访问日本。在一次晚宴上,他的一位助理悄悄跟我抱怨:“又是鸡肉!”还有一次,一位陪同外国首脑来访的客人问我:“日本除了龙虾就没有别的鱼类吗?除了麝香哈密瓜就没有别的水果吗?”他并不知道,龙虾和麝香哈密瓜是日本最昂贵的食物。

(作者为日本礼仪与礼宾协会董事会成员,前外交官。翻译:周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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