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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20/7/31 9:23:28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04期

2020年1月16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两国间持续近两年的激烈经贸摩擦划上“休止符”,对下一阶段中美总体关系的发展也将产生重要积极影响。但这个协议是阶段性和局部意义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经济不平衡的问题,恐怕也难扭转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态度持续演化的态势。那么,协议签署后中美经贸关系将如何发展?又该如何认识中美总体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为推动其健康稳定发展我们应该做好哪些事?本期“封面话题”特约四位专家撰文,为读者解答上述问题。——编者手记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中美关系向何处去


2020年1月22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与纳斯达克集团在纽约纳斯达克证交所联合举办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敲钟仪式。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三个特点

卞永祖

2020年1月16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华盛顿签署。这一协议的达成代表着两国愿意对等、理性地解决彼此重大分歧,体现了两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习近平主席在带给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信中所指出的,中美双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有关问题的妥善处理和有效解决办法。

2020年1月9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发布会上宣布,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
人刘鹤将于1月13日~15日率团赴华盛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协议文本十分翔实,具体看有三个主要特点。

首先,这是一份对等的协议。与谈判前期美方曾单方面提出的种种过分和苛刻要求相比,第一阶段协议把双方放在对等的位置,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比如,在第一章知识产权部分,强调“双方应确保公平、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对于依赖知识产权保护的一方,对方应确保为其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责对等、互信合作的支持产权和技术转让不仅让国外企业更加放心地让更多知识产权进入中国,也有利于我国发展创新型企业、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两国还将“对等”落实到沟通和执行程序上,明确了常态化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规避了历史上大国争端最后升级为政治摩擦、军事斗争甚至滑入长期冷战的风险。协议明确了贸易争端处理的具体流程,并设立“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办公室将评估双方协议履行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接受中美任何一方提交的申诉,这就为实事求是地解决争端提供了基础。协议同时强调各自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办公室”可向具有相关专业能力的政府部门咨询,对“信息请求”的相关要求细节也做出了规定,足以体现双方对于建立更高效沟通和减少误会的诚意。协议体现出的“对等”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在竞争中寻求有效合作、建立适应于未来双赢机制的努力,人们对于中美贸易争端是否会转化为军事、政治冲突的担心大大降低了,常态化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将会成为总体趋势。

第二,这是一份多赢的协议。在扩大贸易的部分,双方本着互惠互利以及市场化原则,扩大双向贸易,推动双向投资。中美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加占全球约40%,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推进器。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助于推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稳定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更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协议规定美国对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将由15%降至7.5%,3000亿美元的第二部分关税减免,不再加征,这显然有助于中国企业维持和扩大出口。

中国正处于全面转型升级的时期,人民生活质量快速提高,但“人口众多、耕地稀缺”的现实也决定了必须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合理增加农产品进口。根据海关总署的公开数据:2017年中国大豆进口量是9553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3258万吨;2018年进口大豆8803.1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1664万吨,同比分别减少7.9%、49.4%,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未来两年,以保证主粮“自给自足”的安全底线为前提,加大对大豆、玉米、肉类等农产品的进口,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食品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也为农业提质增效提供更多时间空间。2019年由于非洲猪瘟的影响,中国猪肉价格高企并引发物价上涨,当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达到4.5%,自美国加大肉类进口也会有助于缓解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在其国内经济复苏缓慢、农民日益不满的情况下,美国也迫切需要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农产品出口至少是维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中国农产品市场预期较高。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满足双方利益的结果。尽管过程曲折,但最终达成共同认可的协议,不仅符合两国期待,也让世界其他国家悬着的心暂时落了下来。

第三,这是一份理性的协议。在近两年的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两国国内都曾出现过情绪激动甚至是非理性的言辞。不过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在恪守原则与展现灵活性之间保持了动态平衡。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指出的,中方始终坚守“三条红线”,同时采取渐进方式来逐步解决问题,增强了文本的平衡性和协议的公平性。协议内容体现出双方相互尊重对方制度和法律体系、尊重对方诉求的原则,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国的理性。

对于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涉及侵犯商业秘密责任人的范围、民事程序举证、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及数据、一般市场准入相关的地理标志问题”这些问题上,“美国确认,美国现行措施给予与本条款规定内容同等的待遇”,这从一个侧面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经济和科技自主发展成就的理性认可,消除了近几年国际上尤其是美国国内对中国企业的不实指责和诬陷,为我国产业升级并在全球制造业链条中向高附加值转移创造了条件。客观来看,中美未来科技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加强合作是各自和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数据显示,在全球十大科研资助巨头中,七个来自中国,三个来自美国,排名第一的是中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美两国均领先世界各国的发展,虽然美国在人才、技术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在应用、市场、数据方面更有潜力,如果两国能携手合作,无疑能极大地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协议也提出要尊重双方的货币政策自主权,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提供了保障,对人民币汇率也有适当安排。在反复磋商与博弈之后,中美两国都从大局出发,正视分歧、管控分歧,就两国间的汇率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显示了美国更加理性,也表明中国更加成熟。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协议确实会给国内某些行业带来压力,但压力同时也应转化成我国加快相关领域改革的动力。比如在金融服务部分,双方就“平等互利银行服务”具有重要意义达成了共识,并将在资产管理领域加快合作,允许美方机构可以“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加快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步伐。截至2018年底中国资产管理行业总规模约124.03万亿元,是2012年27万亿元的4.5倍多,2019年全球银行业排名中,我国四大行的资产规模占了前四名,银行业的总资产达到284.67万亿元,折算成美元超过了40万亿美元,但大而不强的特征还比较明显。随着这几年供给侧改革的加快,一方面银行体系内存在越来越多需要处理的不良债务,这迫切需要加快建立现代化的银行体系,同时,我国资管行业粗放式发展特征明显,与当前人民群众财富管理的要求还存在距离,管理能力亟需提高。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部分资产管理机构将会难以适应新规定,同时在加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可能面临被淘汰的压力。类似的,我国评级机构实力相对落后,而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共占据了全球市场超过90%的份额。因此,加大开放力度,让更多国外先进金融服务机构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也要形成改革的压力,提高国内相关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活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主任、研究员)

第一阶段协议开启中美经贸合作新阶段

周 密

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后,立即进入执行期,对协议的落实将推动中美经贸合作取得新的进展,也有利于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三大主要影响

目前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影响可能主要表现在制度调整、贸易关系调整、市场预期调整三个方面。

首先是制度调整。协议涉及的知识产权、技术转让、食品和农产品贸易、金融服务、宏观经济政策、汇率等内容,有不少是中美长期以来存在较大分歧或差异的领域。中美将力争推动协议“早期收获”尽快落地,而这亦将触发我国现有相关制度的调整,从而促使中美两国在相关领域更好地衔接,为双边经贸活动创造良好条件。协议创造的制度性红利将减少跨境经贸活动的技术性壁垒,促进两国相关要素的优化配置,并为两国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和相关产业研发投入的快速营利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制环境保障。

其次是贸易关系的调整。协议写明,中国将扩大从美国进口商品和服务,主要涉及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服务等四个大类。受此影响,预计未来两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和机械、药品、飞机、汽车、光学设备和医疗设备、钢材、油料种子、肉类、谷物、棉花、液化天然气、原油、石化产品、煤炭等产品,都将有显著增长,知识产权、旅游、金融服务和保险、云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也将明显扩大。由此,如果两国总体关系保持在基本稳定状态,业已形成的科技领域“脱钩”趋势不会全面扩大,两国贸易流将更加活跃,全球贸易和价值链配合也将发生新的变化。

2019年6月23日,上海临港重装备产业区内,特斯拉超级工厂正加紧建设。这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预计首期年产电动汽车25万辆。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具有“带动放大”效应和“进出口联动”效应。从美国进口商品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中国进口活动的全球来源分布发生改变:一方面,可能出现“贸易替代”,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部分商品可能被美国更具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商品所替代;另一方面,也可能发生“贸易协同”,由于中国从美国增加进口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制成品,也必然从其他国家增加进口相关配套商品,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强化基于垂直产业链的商品或服务进口活动。而在自美进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对美出口也可能增加,因为贸易活动的改善必然促进整体经济活动的改善,美国出口的增长会促进其消费能力的增加,从而增加美国的全球购买力。随着更多经贸活动的开展,中国商品和服务所具备的全球竞争力可能更加明显。

第三是市场预期的改变。过去两年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加剧了全球贸易的波动,不仅反映为贸易流向和结构的紊乱,也导致与贸易相关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为应对风险而做出调整。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署后,市场预期有望改善,因为贸易活动的增强有利于生产商增加原料和中间产品的存货量,为更长期的消费复苏做准备。消费者对未来市场供应的预期也可能改善,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促进消费需求的多元化,提高对满足较高消费需求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增强市场活力。中美两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贸易潜力巨大。前期双方加征的关税就好像在一条河上修筑了一座座高坝,导致下游水量大大减少。中美协议的签署意在拆除大坝,使水流再次加快。

未来示范效应

当然,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长并不只由中国的意愿和行动所决定,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第5.7节明确约定,“如中国认为其落实本章节义务的能力受到美国采取或未采取行动或美国内其他情况的影响,中国有权提出与美国进行磋商”。也就是说,如果美方仍然通过各种限制措施使得美国的产品不具备竞争力或阻止中国从美进口,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购买意愿或行为。

展望未来,中美两国需要进一步合作的领域依然广泛。两国间的协同与合作,不仅关乎两国企业开展双边合作的条件和成本,还将产生广泛和巨大的外部示范效应。基于这种情况,通过双边协定对两国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探讨,进一步开拓合作空间、推动经贸合作便利化,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且,中美经贸协定本身所打下的基础也成为探索多领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协议的谈判需要双方的相互信任,也要有诚意的展现。现有双边协定在谈判过程中的多轮磋商正是求同存异、谋求共识的过程。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正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快速增长、优化的发展特点让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本着尊重双方核心诉求的原则,中美还可以继续就更多领域的经贸合作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但何时启动这样的磋商,以及如何启动,取决于双方协调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的情况,以及中美关系和两国国内总体形势的发展变化,未来仍有不小的不确定性。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关系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樊吉社

特朗普执政以来,随着原有对华接触战略框架的解构和终结,美国国内大致形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战略共识,战略合作让位于战略竞争。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舆论环境出现非常消极的改变,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成为主流。

中美关系的基础变了

中美关系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以前,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曾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行政部门通常掣肘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姿态,现在则是行政部门和国会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国会在台湾、新疆和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通过或者推动通过新的立法,将美国的强硬政策固化,压缩了未来中美缓和双边关系的空间。以前,美国商贸利益集团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如今中美关系趋于消极互动,美国商贸利益集团也保持沉默,至少不再积极支持双边关系稳定。这些基础条件的变化具有长期影响,可能不会因美国政府换届出现重大调整。

从近两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看,中美经贸争端成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动员工具,双方处理经贸争端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内凝聚对华政策共识的过程。中美战略竞争正从经贸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包括南海、台海、国内政治议题等。美国为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已经通过多项立法做好了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中国进一步“脱钩”的准备。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美国更多从制度之争和体系之争的角度认识双边关系中面临的挑战,中美关系的问题从经贸主导转向安全主导,中美关系的形态从合作为主转向分歧为主。

虽然特朗普总统与其外交安全团队的政策偏好未必一致,其外交决策过程碎片化,缺少跨部门统筹和协调,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经贸团队还是外交安全团队,他们在对华政策上都比较强硬,安全团队更是如此。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对华接触的政策框架,主张中美战略竞争,但对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规划或者设计。目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有各种倡议,包括“脱钩论”“新冷战论”“竞合论”“和平共存论”以及“对抗论”。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日趋强硬,但也通过副总统彭斯2019年10月24日在威尔逊中心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澄清了部分争论。在这次讲话中,彭斯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如果对比美国前政要在2018年和2019年的几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也可看出他们对双边关系的深度忧虑。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关系应重新定位,走向“新的范式”,但不应是冷战式的全面对抗关系。2019年年底,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宴讲话中呼吁双方克服困难,通过坦率对话管控分歧。基辛格同时警告说,如果两国冲突长期持续下去,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和中国都不能主宰对方,两国之间的永久冲突是危险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警告“经济铁幕”可能缓缓降下,世界的技术和标准体系可能会变得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将陷入泥潭。

沉沦、漂流还是走“第三条道路”?

目前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两种可能的趋向。

一是彻底“脱钩”,最终形成“新冷战”对峙局面。虽然中美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并不意味着分歧获得解决。历时22个月的艰难谈判过程表明,经贸摩擦仍可能战火重燃并进一步升级,导致中美在经贸领域局部“脱钩”,并触发其他领域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同样重要的是,中美围绕经贸问题“打”“谈”并举的互动过程极可能被美国右翼势力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行更深程度国内动员的工具。

2019年12月7日,纪念“珍珠港事件”并向“飞虎队”在中国首战告捷致敬仪式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利弗莫尔市举办,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
王东华以及“飞虎队”老兵出席。

美国国内部分对华强硬派认定中美之争已是制度之争和体系之争,主张全面压制中国,要么迫使中国全面接受美国主导制定的规则,让中国进行有损自身政治利益的改革或退让,要么在经贸、科技、投资、教育、人文领域推动中美“脱钩”,防止中国在前述领域从与美国的交往中获益,竭力阻断中国崛起的通道。此种主张一旦成为主导声音,中美有可能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国际市场随之面临空前分裂压力,一些国家依附美国市场,一些国家倚重中国市场,绝大部分国家则会两边同时下注。中美经贸之争由此扩展成系统性、全局性战略竞争。

二是双边矛盾在两国有意识的管控中缓慢发展,爆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已在瓦解过程中,新的双边关系框架短时间内还搭建不起来。在双方确立具体而明确针对对方的战略之前,双边关系主要受双边议题推动、被双边议题塑造,在持续摩擦中继续“漂流”,突发危机的风险随之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的国内影响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显现,结构性对抗在一定限度内和一定时间内仍将延续。中美两国一方面延迟做出最终的战略抉择,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局部摩擦和冲突相互试探底线,这将显著增加误判和过度反应的风险,甚至诱发外交、军事、安全危机事态。

无论是双边关系走向“脱钩”还是继续漂流,都不符合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因为两者都意味着中美冲突和对抗的门槛不断降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经济和安全环境显著恶化,不利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那么,在以上两种前景之外,中美有没有可能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即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和平共存呢?

中美围绕经贸争端的互动已有三年。经过谈判和斗争,美国应能意识到,如其不考虑中国的关切,单方面要求中国在事关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向美国就范,让中国让渡部分主权或者改变部分制度以解决中美经贸争端,它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过去三年中,中美两国无论在经贸还是其他领域互动、较量的过程本身就是相互检验彼此力量限度和利益边界的过程,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可能也不应该由美国一方说了算。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在现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贸分歧,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就形成了中美新的动态平衡。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已无法规避,但双方都应避免滑向恶性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但应确保分歧可控,双边关系总体维持稳定;中美应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在发展模式上竞争共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防范对抗。然而这种大致稳定的状态是等不来的,需要凭着战略远见,通过大胆博弈和艰苦斗争争取而来。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两国各自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具备全面取代和挑战美国的充分条件。双方相互竞争、彼此防范,但又无法彻底对立隔绝。在真正确立多极格局之前,世界将在过渡期中摸索前行,这期间的不确定性和机遇乃至风险都会更加复杂。中美双方都有责任本着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坚持对话,加强对两国关系中敏感、分歧问题的管理,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开展合作,并且积极寻找避免误判的路径和方法以及新的合作点,推动两国互动向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谨慎预期中美关系的未来

张腾军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持续近两年的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从中美关系的总体发展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有必要做一个相对清晰的区分。首先,这是第一阶段协议,接下来还可能有第二、第三阶段,意味着离中美经贸摩擦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相对漫长的过程。当下的要务在于顺利执行该协议。鉴于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未来的不确定因素甚多,现阶段尚难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作出相对有信心的判断。其次,理解第一阶段协议,仍需就经贸谈经贸,不宜过分延伸到其他领域。事实上,在经贸谈判逐渐进入深水区的过程中,中美双方都做好了谈不成的准备。达成协议固然好,但如果达不成,天也塌不下来。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趋于泛化的当下,有必要让对经贸议题的认识回归常识,谨慎评估其对中美关系总体发展的启示意义。

从不同角度分析中美关系前景

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最大外溢价值,在于为新时期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和化解矛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即两国在激烈博弈斗争的同时,仍可通过理性协商的方式实现某种形式的和平共处。此时此刻,双方均认为,达成协议的价值要比伤害对方的收益大,或者说贸易战持续下去所需付出的代价比达成协议所要承担的成本大。这总体上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而非双方在更高的战略层面达成了有效共识。从这个角度上理解,该协议的脆弱性也很明显,因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远非局限在经贸领域,仍需脚踏实地面对更复杂局面、做好最坏打算,毕竟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也即中美建交的第40个年头,两国关系的状况令寄望于中美友好的人们感到沮丧不安。

如果对中美关系现状做一相对粗略的评估,存在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实力对比、相互认知、互动模式,考察的其实是结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大国力量对比决定各自在整个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在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当原有力量平衡变化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导致原有体系内部结构的重新洗牌,或者成就一个全新的体系。这种固有思维,使中美关系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窠臼,中国崛起便成为西方视野下改变中美力量平衡并将引发霸权战争的主要变量。

2020年1月8日,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在纽约发表演讲表示,中美两国工商界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维护者和贡献者,

也与两国关系的冷暖起伏休戚相关。

诚然,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和21世纪头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大为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关乎未来的新兴技术领域,中国也展现出战略上的远见卓识与统筹谋划的超强能力。在中国快速发展而美国实力增长相对缓慢的进程中,两国国家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美力量对比正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倾斜,但还远未达到“质变”的程度。然而,中国的超大国家规模与巨大发展潜力已引发美国“提前就位”的防范,特朗普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华战略定位,将中美关系强行拖入战略竞争时代。这种战略竞争不仅是结构性的,且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并有滑向“新冷战”的危险。

中美相互认知的脱节是影响政策走向的重要因素。过去几年来,中美对对方的看法急剧恶化,速度之快、程度之深令人震惊。美国对中国实力发展的感知促使其走入一个愈发倾向于强硬对抗的深渊,从而引发中美关系的范式性变化。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转折点,美国政策界的对华认知开始重构,认为美国正输掉与中国的“霸权竞争”,这是关涉美国未来数十年繁荣与安全的“国运之战”,呼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战略竞争认知主导了对华政策,美国显著加大对中国内外事务的干预,试图管控中国崛起的步伐和方向。这种以零和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政策调整,背后是美国对自身霸权可能旁落的深度焦虑。

受此影响,美国对华公共舆论环境也出现恶化迹象。本世纪以来,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很少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而发生较大波动,这成为许多观察家对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信心来源。但近年来,中国在美国民众心中的形象呈现负面化的趋势。美国皮尤公司2019年12月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在过去好感的比例基本过半。这种民意变化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悖论:两国认知差异并未随彼此交往的日益密切而缩小,反而呈扩大之势。近年来,两国关系的恶化令民间交往受到牵连,一些争议事件凸显两国的文化和观念差异,更被别有用心的人炒作为“文明的冲突”,增大了相互认知与理解的难度,反过来又塑造了两国的政策环境。伴随2020年美国大选周期的到来,美国政客将变本加厉地利用对华负面情绪,使中国成为美国国内问题的替罪羊,对华民意的恶化趋势在短期内恐怕难以看到回转迹象。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强硬政策的持续推进,尤其是对中国的抹黑和干涉令中国普通民众对美国的看法越发倾向于负面,政府在做决策时也会更多考虑民意。

中美良性互动缺乏可持续的制度基础。一般而言,两国之间的互动模式应为关系发展起到兜底止损的作用。这无关国家关系的好坏,即便是相互敌对的国家,只要构建一套成熟、有效的互动模式,也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中美两国的互动模式大致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双边,涉及双方之间的沟通磋商及危机管控机制;二是多边,涉及两国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合作与竞争。

双边层面上,当前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在于缺乏可持续的沟通机制与完备的危机管控机制。中美政府间各类交往机制与协议有上百个,曾拥有较为顺畅、频繁的沟通渠道,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原有对话机制大多没能继续,就连特朗普上台之初重组的中美全面对话机制也部分陷入停滞。两国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也有待完善,与彼此高度依赖的程度并不相称。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与中国“脱钩”的声音甚嚣尘上,而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已经开始,如任由发展,将进一步腐蚀两国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使中美关系更加渐行渐远。

多边层面上,中美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的较量日趋激烈。美国将中俄定义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污蔑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新殖民主义”,批评“一带一路”建设使相关国家遭遇“债务陷阱”,频繁制造舆情,游说盟友与伙伴共同对华施压。美方的这种作为增大了两国陷入“体系性对抗”的可能。

未来应做的事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处于原有关系结构越发难以维持、新定位迟迟无法形成的阶段。美国试图逼迫中国就范,在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做出符合美国设定的规则的安排,这种由美国绝对主导的双边关系模式显然无法被中国接受。中国主张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事实上,中国也未公开排斥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但主张良性而非恶性竞争。这一立场与过去40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中美关系属性并无两样。

从总体趋势上看,中美战略竞争的态势难以避免,未来摩擦冲突将显著增多,甚至成为某种新常态。唯一不确定的是,这一竞争最终将导向何方?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所说的,“当前中美关系又再次来到十字路口。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面前,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航路,一边天高海阔,另一边波涛汹涌。下一个40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是沿着正确航向继续前进,还是拐进麻烦不断的歧途?”

对中国而言,中美关系40年风雨兼程,最为宝贵且基本的一条经验在于: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和谐相处、互利共赢是颠簸不破的法则,不应因为遇上风浪而动摇信念。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旧有国际秩序受到冲击,新秩序尚待建立,这是中美关系所处的复杂环境。美国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又为处理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是中国所愿、世界之福,但这并不容易实现。

2020年1月23日晚,美国纽约市燃放焰火、帝国大厦点亮红色彩灯,庆祝中国春节。

中国在新时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首先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对美工作必须服从国内发展的大局,服从民族复兴的最高目标,而不能本末倒置。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远比中美关系的问题更为重大和复杂。我们只有先管好自己的事,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敢于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体制障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早日实现国富民强,才能促使美国真正以相对平等、尊重的姿态对待中国。

中国在新时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需要善于挖掘两国关系的积极面。中美多年的合作基础不会因一届政府的政策调整而消失殆尽。在美国,无论是各州、各地方政府,还是商界和民间,都存在继续开展对华交往与合作的意愿。中国应当努力保持这些合作基础,积极寻找和扩大利益汇合点,加强在全球和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协调,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式加强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环境、地方等往来,挖掘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数据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通过做大共同利益蛋糕限制两国关系恶化的下行空间。

在新时期妥善处理中美关系,需要继续拉住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友好力量。中国应以美国为鉴,不寻求颠覆现行国际体系,而是在其中推动合理公正的变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担当。这并非是去填补美国退群后留下的真空,而是努力维系破碎了的体系的运行,以不使国际秩序陷入混乱。对多数国家而言,他们并不希望中美关系走向紧张,更不愿在两国之间“选边站”。因此,对中国来说可以做的,就是给合作伙伴留下舒适自在的活动空间。

与美国进行长期战略周旋,将是今后对美工作的主题。中国应当保持足够的战略耐心,努力与美国建立有效的沟通磋商与危机管控机制,防范化解两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全力争取“斗而不破”的局面,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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