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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外交回顾:从和平稳定到合作共赢
2020/7/30 16:58:34 来源: 《世界知识》2020年第03期

从2014年初到2020年初,跨越七个年头,《世界知识》与中国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研讨”已召开研讨会(或研讨笔会)16次(第1次研讨会未计入序列)、发表研讨发言或文章99篇,涉及中国周边形势、周边外交实践、周边外交新领域与周边外交学学科建设诸多方面,在学界及读者中引起广泛反响。周边地区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从周边起步,新时代周边外交仍将不断推进。周边与周边外交也将是《世界知识》长期关注的内容。——编者手记

周边外交回顾:从和平稳定到合作共赢

北京郊外雁栖湖畔。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均在此举行,这里成为包括周边外交在内
的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场地。

中国周边学:70年历史总结和新时代理论创新

石源华

中国周边学的创建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解决好中国的周边问题,无疑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周边学的定义和内涵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起源于时代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都离不开对于周边国家国情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会有自己的周边学理论和体系。中国周边学研究和解决的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中国周边学的内涵之一,首先是对新中国70年周边外交的历史总结。新中国周边外交在我看来经历了三个时代:站起来的时代、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时代以及目前的新时代,其中又可分成七个阶段。这种不断演变的历史和周边外交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国家实力发展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周边外交理论在逐步走向成熟。

内涵之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的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先是苏联倡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改革开放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则产生更大影响。如何构造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周边学将以周边为研究对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治理路径,以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形成系统的理论、战略、政策,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继续崛起的重要理论支撑。

创建中国周边外交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周边学将总结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构建经得起百年考验的、再现大国风度的新思路,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本世纪和更加长远时期的友好相处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周边学将为世界各国与邻国友好相处指明新的方向。我们要根除美国型的施展霸凌手段的经济制裁方式和武力威胁的霸权主义,也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奉行势力范围型的周边外交,而是要勾画中国设计和首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的蓝图,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开辟新的道路。

“站起来”时代的周边外交见证:1954年6月经周恩来总理亲笔批改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草稿(左)以
及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右)。

中国周边学构建的三个层次

中国周边学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也间接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研究和推介中国周边学新学科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即构建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层面,即建设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实践层面,即谋划和制定中国周边学实施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

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它渊源于东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既有借鉴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扬弃。要在总结和吸收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和东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和中华民族特点的处理周边外交事务的新理论体系。它也应该区别于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国际问题的思维定势,而是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合理成分,摒弃已经暴露的种种弊病,例如战略层面的势力范围理论和圈地陋规,经济层面的旧地缘政治理论和旧全球化范式,安全层面的同盟体系和领土博弈论,政治层面的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逻辑,构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新理论体系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的新理论体系。

学科体系将在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指引下研究和解决新学科构建的框架性问题。它还涉及很多关联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地区国别学、边疆学、海洋学、军事学、政治学、人类学、跨境民族学、跨境区域学、宗教学,等等。

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应从中国崛起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的大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格局出发,研究和阐述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新定位和新战略。周边外交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继续占据中国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中国周边学应设计和塑造一个新的大战略,以及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为中国继续崛起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保证。

关注两种安全体系兼容和共存格局

对于中国周边学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问题,我在《世界知识》专栏文章中已有一系列论述,此处仅就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美国在地理上并非中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大国,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地区和主战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阻拦、遏制、围攻往往首先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点火放枪。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周边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与中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兼容和共存的基本格局。新兴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影响两国关系和周边安全的主要原因,不仅使中美之间矛盾和冲突频起,而且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和导火索。但另一方面中美又实现了兼容共存,在中国周边既有博弈和冲突,又能够或是尚能合作共处,没有采取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未来可能还是这样一个趋向。

随着中国强劲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对抗面呈上升的趋势,兼容共存水平大幅下降。但是我认为总的趋势并没有变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威胁者和挑战者,对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齐发,在南海、香港、台湾三大问题上频频挑衅,锋芒直指中国的核心利益,两国关系出现颠覆性的动荡和倒退。人们担心,中美全面对抗的“新冷战”会否回归周边地区。中国周边学战略建构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维持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多年来中国强调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目标和方向,难以得到美国真正的认同、呼应和相向而行。只有在中美实力地位更加持平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逐步进入对等和实质性运行的阶段。中美战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已经进入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期,时间和优势在中国一边。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新态势的大战略。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不寻求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新的规则,而是要遵守和维护既成的国际体系和规则,推动其更加完善、合理、公平,使其有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出现中美两个对抗体系的“新冷战”,将不符合两国的利益,我想最终也不会被两国的领导人所接受。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中美双方应该在既成国际体系规则的大框架下相向而行,找到共同合理的解决方案。当前的中美之争是弱者与强者之争,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美国及其同盟国,中国应该沉着冷静,确立持久战的意识,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不对美国的外交刺激和故意挑衅作出过度的反应,避免出现影响我国战略全局的冒进和战略透支,更不能自乱阵脚。你做你的世界第一、霸权稳定、极限施压,我做我的“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尽量避开它的进攻锋芒,使其打击目标落空。

中国既要保护好自己的根本利益,不作无原则的妥协,也不必在乎一时的高低,力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能够继续延长,确保中国如期或提早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理想。那时的中美关系一定会出现我们今天想不到的崭新局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从着眼和平稳定到立足合作共赢:理念的变化

李 文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开创和发展了对我国总体有利的周边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周边外交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科学地观察国际形势的变化,认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不再是“战争与革命”。他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应立足于和平合作,而不是对立对抗,为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打破极左思维,在国际上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从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角度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外交理念一大历史性变革。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不再纠结于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把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就的周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中国发展的参照系和学习的对象。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放弃结盟外交,主张在平等基础上与所有国家进行交往。在确立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同时,邓小平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为避免与周边一些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主权纠纷对我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构成严重影响,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解决思路,产生了重要而又积极的影响。

以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尤其是周边外交奠定的总基调为出发点,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周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不断获得深化与提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将推进睦邻友好、开创周边和平环境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1989〜2002年的13年间,中国外交成就显著,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基本上形成了以大国外交为关键、以周边外交为依托、以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舞台的跨世纪全方位外交新格局。

在党的十六大以后的十年,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周边外交的地位明显上升。2003年8月胡锦涛在驻外使节小型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的关系”。从2002〜2012年,我国在周边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周边日益成为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牢固地缘依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2013年10月,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首次专门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表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周边外交的重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周边外交理念的丰富与发展

从着眼于和平稳定到立足于合作共赢,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发生的最显著的改变。

1993年1月,江泽民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对周边国家,要按照稳定周边的方针,多做工作,消除疑虑,促进睦邻友好,力争以和平协商方式逐步解决某些争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睦邻友好是我国的一贯主张,对我国同邻国之间存在的争议问题,应该着眼于维护和平与稳定的大局,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解决。2002年十六大报告指出,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2007年十七大报告指出,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2012年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2017年十九大报告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

改革开放初期周边外交一个场面: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参观武汉归元禅寺。

上述报告清晰地表现出中国周边外交理念随着与周边国家关系不断改善而不断发展的基本脉络。从1992年到2002年,我国周边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疑虑、稳定周边,用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稳定大局。从2002年到2012年,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构成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自2012年开始,遵循亲诚惠容理念,通过深化互利合作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赢发展,成为中国外交新理念的主要方面。

从依照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发展睦邻友好,到遵循亲诚惠容理念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周边外交理念经历的一个重大变化。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周边外交理念注入新内涵。在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在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真诚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积极参与和构建各种合作平台,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倡导新“义利观”,即从原来更多地强调与周边国家形成互惠高效合作,到强调互惠的同时“更多惠及周边”,是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周边外交理念的一大创新。习近平周边外交理念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明确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援助力度,明显提升了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与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信任。

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理念发展达到新高峰的重要标志。十八大以来,以中国传统的天下情怀为出发点,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并在这一理念指引下,针对周边外交领域,先后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构想。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更加明确地指出,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时指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从周边先行起步。”从本质而言,周边命运共同体就是在坚持合作共赢思想指引下,中国与周边国家齐心协力打造一个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文化上兼容并包、交流互鉴,安全上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风险共承的共同体。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不但借助既有的合作机制,同时主动创建新的合作平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推动和参与其他多边合作机制,这些新举措构建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全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对周边外交的思考

赵可金

周边外交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周边地区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依托,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于推进新时代的周边外交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精准判断周边战略局势

2010年以来,中国周边地区各种争端、对峙、竞争呈现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态势,一些大国也不断释放出各种对抗信号。这到底是一个功能性的问题,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果是结构性的问题,就要用结构化的调整来加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防守反击式对策性思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020年1月17日晚,在习近平主席访问缅甸期间,中缅建交7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暨中缅文化旅游年启动仪式在内比都举行。

图为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致辞。

从2013年10月召开中央周边外交座谈会起,习近平一直强调周边地区是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

要落实这些要求,关键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结构性调整的思路,既涉及“形”变,又涉及“势”变。“形”是结构,“势”是趋势。结构性的变化又是双重的,既有传统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地区力量对比的变化;也有比国际体系变化更宽泛的生态体系的变化,意味着在周边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新的角色,比如一些过去可能默默无闻的中小国家,甚至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现在变得非常值得重视。

对此,习近平对周边地区的最大判断就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周边地区形势最大特点是充满了不确定性。“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具体来说,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周边外交需要应对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中美关系跌宕起伏的变化对周边地区不稳定的冲击。周边地区“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关键,是大国关系的不确定性,它很可能将决定着这个地区的面貌。大国竞争是我们绕不开、无法回避、也必须跨越的一个坎。

二是地区各国的战略对冲造成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升温的背景下,周边地区中小国家的外交行为呈现出对冲特征,就连日本、印度等周边大国的外交行为,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对冲的特征。

三是“制度过剩”问题。针对周边地区的众多区域公共问题,各方提出了大量区域合作方案,包括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亚峰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盟10+3峰会、亚信峰会、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澜湄合作机制等等,导致外交成本节节攀高,因此需要在众多合作框架中进行取舍,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架构建设。

妥善处理周边战略关系

周边外交面临的上述问题应怎样解决?习近平站在服从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进行了理论思考。以什么方法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呢?是采取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办法,变成一个新殖民主义国家;还是采取美国的霸权主义办法,变成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习近平的回答是,要用与这两者不同的新的办法,中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其核心就是“强起来”。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思想中,有三对关系非常突出。

一是重“威”不重“权”。“威”就是威望,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尊重和支持;而“权”则是看重权力,把别人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霸权。习近平强调,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强调亲诚惠容,其核心应是塑造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大国威望。二是以“义”为先,“义” “利”相兼。习近平提出树立正确义利观,重视平衡利益与价值的关系,坚持互利共赢、公平正义的原则,努力实现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共同发展。三是促“合”反“分”。一个分裂的周边还是一个融合的周边对我们有利?习近平的回答是后者。我们不是要像美国那样采取“分而治之”的方法,去建立一个排他性的同盟体系,而是要构建一个包容性的“朋友圈”,在“和而治之”基础上共建周边地区命运共同体。

战略路线图与外交工具箱

为实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中国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周边外交战略路线图。它包括三个层面,分别体现着中国智慧的局、略、势。

“局”就是要从战略全局上强调稳定周边。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战略框架,始终是坚持维稳(维护周边局势稳定)和维权(维护中国合法权益)两项任务。维护周边地区局势稳定不能以损害我们的核心利益为代价,在维权和维稳之间努力寻求平衡。中国要把自己塑造成周边地区的稳定之锚,绝不允许在这个地区生战、生乱。

“略”就是从战略运筹上强调经略周边。经略周边实际上主要是经略大国关系。例如,联俄、维稳、通欧、融亚,成为经略周边的一条非常清晰的路线。尤其是推动中俄关系达到新高度,成为我国北部周边稳定的重要战略依托,为运筹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空间。

“势”就是从战略规划上强调塑造周边。中国领导人多次在不同场合阐述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在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同时,致力于区域合作架构建设,提供更多周边地区公共产品,塑造一个互联互通和开放包容的周边地区。

在一系列周边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下,中国周边外交工作积极有为,“工具箱”更加丰富,外交手段更加多样。

高层引领成为主要引擎。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共计出访80余次,其中访问周边国家43次,占总数约52%。接待来访及出席活动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480余次,其中接待周边国家领导人为233次,约占总数的48%。除国事访问外,习主席在国内外共会见其他国家领导人660余次,其中周边国家领导人为344次,约占总数的52%。此外,习近平主席还通过出席重要多边会议,频繁会晤周边国家领导人,成为推动周边外交的强大动力。

互联互通成为重要抓手,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外交实践中越来越成熟。

敢于斗争成为重要工具。例如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巡航正常化、南海岛礁建设等,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合作,越来越刚柔相济、攻守平衡。

双轨并行成为重要方法。在参与和处理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中国外交也呈现出双轨运行、弹性灵活的特点,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也日益强调“创造性介入”和“建设性参与”,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在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海问题上,均提出双轨运行的思路,在地区热点问题的治理之道上立场更灵活,工具更多样,效果更明显。

主场联动成为外交常态,并提出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贡献了更多中国智慧,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

社会协同成为新增长点。十八大以来,民间外交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对外宣传等社会协同的“立体化外交”格局。尤其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盟开始成为重要参与力量,呈现为千军万马参与国际交往的态势。

习近平的周边外交思路有章法,有格局,有胸怀,概括起来,就是“积极平衡”,建立以“和”为中轴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以正确义利观和亲诚惠容理念指导互联互通、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打造覆盖周边的“人脉网”和“朋友圈”。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动荡的周边:大国博弈与中小国家的自主性

张 洁

2019年,中国周边地区整体形势稳定,但主要受到中美博弈加剧的影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加强,这同时也是因为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

冷热交加与高温不退

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是大国关系与热点问题。一年来,周边地区四组大国关系呈现出“一冷一热两缓和”的态势。

“一冷”是中美关系进一步“冷化”,双方竞争关系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其中贸易摩擦尤为突出,并对周边形势的影响不断递增。在安全领域,中美双方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海上展开的战略博弈历时已近十年,围绕南海问题的博弈有增无减。2019年出现的新情况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企图开启新的多边核裁军谈判进程并要求中国参与其中,其目的是加大对中国军事力量的遏制。

“一热”是中俄关系继续升温,双方在安全领域致力于筑牢“背靠背”合作关系。2019年6月,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加强战略稳定、维护多边军控体系、政治解决防扩散热点难点问题的“中俄思路”。

“两缓和”是指中日、中印关系出现较为明显的回暖。中日高层政治互动与战略沟通加强,达成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日本继续承诺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当然,中日关系中的矛盾和竞争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一带一路”合作在日本呈现“官热民冷”态势,第三方市场合作迟迟没有实质性进展。中印关系处于稳定状态,但是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两面性,希望与中国形成良性互动以塑造与中国的战略平衡,又担心中国对其国家利益与安全的挑战,因此莫迪政府迄今仍未对中国提出的深度对接发展战略给予积极回应。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是周边地区最关键、最有影响力的一组大国关系。而俄日印外交政策的多元性特征加强,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这些国家的目的是通过“多头下注”和全面应对,缓冲中美竞争的压力并塑造有利自身的地区秩序。这种战略自主性的提升,为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维护周边安全稳定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2019年,周边热点问题数量有所增加,如朝核问题、南海问题、日韩关系恶化、印巴冲突以及阿富汗问题,等等,其中,具有长期影响力以及更具全局性的还是朝核问题与南海问题。朝美新一轮的胶着状态引发了整个半岛以及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新的合作与博弈,虽然目前半岛还维持着和平与稳定的格局,但朝美对话如不实现突破,则半岛局势的变数将会逐渐增加。南海形势依然受到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中美三组关系交织互动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话磋商是积极的,中美博弈则有加剧趋势,尤其是美国依托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和“七国集团”,联合盟友与伙伴力量加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南海问题国际化态势加剧。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地区环境的深刻变化对南海问题影响越来越显著,地区主要国家与组织纷纷提出“印太”战略、愿景或是展望,加紧战略布局,而海上安全,尤其是南海海域安全是各方关注焦点。基于此,南海问题的固有矛盾与新情况相互交织,域内域外博弈相互影响,南海局势可能随时再起波澜。

周边秩序深度调整

西太平洋到印度洋一线是中美两国地区方案高度重合地带,而中国周边的东部、东南部又是重合地带的核心,现阶段双方在此的竞争是对未来地区经济与安全秩序的争夺。美国的“印太战略”作为后来者,具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意图。一年来这一态势更为明显。

一方面,统领美国印太外交、经济与安全的总体布局的“印太战略”得到进一步细化和实心化。2019年,美国防部和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印太战略报告》和《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推进一个共同构想》两份报告,全面涵盖了经济、安全、意识形态等领域。从实际推进来看,“印太战略”在安全领域“成绩”突出,在经济领域则颇有争议性。美国究竟有无意愿和能力为本地区提供基础设施领域的“可替代性”方案与资金,这不仅为地区国家所质疑,也引起了美国学者的高度怀疑。

2019年8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审议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试射中程导弹的问题。

美国退出该条约不到三周,即于该月18日试射了一枚该条约禁止的陆基巡航导弹。

另一方面,中国强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并且多管齐下。首先是加强机制化建设,不仅举办了第二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而且在合作中重点对接各国和国际组织经济发展倡议和规划。其次是加大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如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沿线开发、“马来西亚城”项目和缅甸的皎漂特别经济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经过调整后重新启动或继续推进。再次是细化次区域合作机制,着力推进东盟东部经济增长区与澜湄合作。

面对中美博弈,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显著提升,这与过去两年的犹疑观望、或是显著支持或反对中国或美国一方,有很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首先,正如2019年5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将决定整个国际环境的未来走向。各国既不知道形势会如何发展,也不知道是否能够携手开辟新的出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自我矛盾性。不仅“印太战略”缺少细节、实际推进速度慢、手段不充分、言行不一致,而且美国的贸易制裁大棒还四处出击,这就使试图倒向美国的盟友与伙伴国家加大了疑虑与观望情绪。

鉴于此,地区中小国家试图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推进区域一体化化、建立多边机构,在关乎自身的课题上采取共同的立场。第一,积极制定或调整本国、本地区的战略。例如,日本在继续加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的同时,寻求改善中日关系,力争使日本的大国外交“基本保持平衡与灵活”。印度则以“战略自主”为由,在公开对抗中国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同时还积极提升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东盟在2019年6月发布《东盟印太展望》,提出建立一个基于东盟中心地位、开放、透明、包容和尊重国际法的地区新机制。

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区域合作。日本和部分东盟国家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并生效;同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东盟国家积极与中国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并取得重大进展;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也在2019年重启。

未来,随着中美双边关系继续“冷化”,其对于整个周边安全形势的负面效应仍会提升。同时,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的提升也会使周边形势与地区秩序更加复杂、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这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是为周边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与回旋余地,挑战是这当然也要求中国周边外交要更加精细化操作,在双边、小多边、次区域等多层面下功夫,提高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同时,由于中美地区方案的较量是全局性的,导致越来越多的周边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而是与外交、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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