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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默克尔现象”
2019/4/15 10:32:50 来源: 世知网

当今欧洲政坛的“默克尔现象”值得深思: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已超过13年,为什么每次大选她总是屹立不倒?是德国选民守旧还是德国找不出一个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2017年德国大选时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政绩单,但结果却丢失13.7%的选票,难以获得更多选民的认可。这又是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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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政治家:欧洲大变局中的默克尔

——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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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真情告白:“我会带着尊严离开

赵俊杰

2018年12月7日,德国政坛常青树、总理默克尔在基民盟党代会上发表告别演讲,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总结基民盟的执政经验。在结束演讲时她意味深长地说,她将带着尊严离开,是时候翻开新的一页了——这也是默克尔的真情告白。
治国理政业绩出色
作为德国近代以来唯一的一位女性总理,默克尔的政治地位及威望无疑是很高的,放眼当代欧洲政坛女性政治人物,恐怕只有英国撒切尔首相能与之比肩。默克尔的从政经历并不复杂,但她的执政业绩相当出色,与联邦德国前几位名垂青史的总理相比毫不逊色。如同属基民盟的两位前辈阿登纳和科尔,前者是联邦德国奠基人,在总理任内奠定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基础,创造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后者任总理16年,力促两德统一,力推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还有一位杰出的总理是社民党领袖勃兰特,他在总理任内大力推行“新东方政策”,为东西方关系缓和、两德走向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与这几位德国政坛前辈相比,默克尔虽在丰功伟绩上难以超越,但在领导21世纪的德国走向强大、拓展欧洲一体化政治版图上也有颇多的闪光点。20世纪90年代初两德统一后,默克尔就被独具慧眼的基民盟领袖科尔总理选为接班人精心培养。她先是在1991年至1998年担任基民盟副主席,后于2000年4月出任基民盟主席。在科尔的提携下,她曾出任联邦政府妇女及青年部部长、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要职,为日后接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2005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默克尔代表联盟党挑战社民党领袖施罗德。虽然联盟党得票仅比社民党高出0.9%,但险胜也是胜,最终使她成为战后联邦德国最年轻的总理。在男性掌权和政治保守的德国,默克尔能成为掌门人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何况她在仕途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还开创了长达十几年的“默克尔时代”。她在基民盟主席的位置上一坐就是18年半,在德国总理位置上一干就是13年多,如果她能坚持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她将与导师科尔在任职总理时间上齐平。
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可能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默克尔任内治国理政成绩突出,集中表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2005年11月默克尔上台时,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71%,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8614亿美元;到2017年默克尔第三届总理任期结束时,德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2%,GDP为36774亿美元。2005年只有四成德国民众对个人财政状况表示满意;到2018年超过六成民众表示满意。2006年德国的财政赤字为195.8亿欧元;到2018年上半年,德国的财政盈余高达481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2006年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0.8%,有450万人登记失业;到2018年德国的失业率降至5.2%,只有234万人登记失业,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德国出口增长14%,贸易顺差为1620亿欧元;2018年德国出口增长8.6%,贸易顺差高达2477亿欧元。
面对如此出色的政绩单,或许有人会说默克尔赶上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好时光;也有人会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默克尔收获了施罗德政府种下的改革福果,但这些看法有失公道。默克尔任内的确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增长给德国带来的红利,但她也经历了欧洲债务危机及难民危机的双重冲击。在法国及意大利等一些欧盟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德国还能独善其身,既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又创造巨额的财政盈余和贸易顺差,就业率和失业率分别创下德国统一以来的历史新高和新低,这难道还不算是默克尔执政的伟业?仅仅是“有福之帅”是不能能保持长达十几年“福运”不衰的。


默克尔年轻时候

欧洲联合“定海神针”

与治国理政的成绩相得益彰,默克尔总理任内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堪称欧洲联合的“定海神针”。冷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事业迎来大发展,欧共体转变为欧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创建,欧元的问世,欧盟的几次东扩,意味着欧洲联合走向了深水区。然而,欧洲一体化在加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难题,诸如《欧盟宪法条约》遭否决,欧盟东扩引发的权力制衡问题,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领域如何发声的问题,等等。
面对困扰欧盟的这些难题,默克尔迎难而上,充分发挥了德国的政治影响力,把欧洲一体化不断引向深入。默克尔上任伊始就赶上了《欧盟宪法条约》遭到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的否定,意大利甚至威胁要退出欧元货币体系。由此引发的欧盟制宪危机让不少成员国领导人忧心忡忡,国际舆论也普遍不看好欧盟的未来前景。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中,2007年上半年德国出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化解危机,默克尔推动欧盟发表了《柏林宣言》,这是一份欧洲价值共同体宣言,强调欧盟成员国应遵守“团结互助”和“多样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她努力推动欧盟各国就欧盟的宪法条约改革达成共识,于2007年12月通过欧盟新条约《里斯本条约》,最终于2009年年底生效。
为赋予欧盟领导机构更大的权限以促进欧盟改革,《里斯本条约》设立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相当于欧盟的“总统”及“外长”;改革欧盟理事会表决机制;加强欧洲议会立法及监督权力。该条约还把德国引以为荣的“社会市场经济”确立为欧洲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则。为实现“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欧洲外交目标,该条约创设了欧洲对外行动署,相当于欧盟的“外交部”,加强了欧盟外交的政策协调及执行能力。
为整合欧洲科技研发及创新资源,提高欧洲科技竞争力,默克尔还倡导欧盟委员会制定并出台了欧盟第7个研发框架计划(FP7),实施周期为2007年至2014年,大幅增加科研预算。2014年后,欧盟委员会又制定并实施了“地平线2020”计划(FP8),实施周期为2014年至2020年,研发经费增至近800亿欧元。通过欧盟机制改革和创新行动,欧洲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果,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威望也越来越高。
默克尔还十分注重使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实现欧洲自身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在中东问题上她提出加强欧美合作的建议,再三强调欧盟坚持实施中东和平的“路线图”,她积极推动欧美国家同伊朗达成核协议。当英法响应美国号召用武力干涉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政时,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则反对欧洲以武力配合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默克尔与欧盟紧密合作,为联合国《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签署发挥了领导作用。可以大胆设想,假如默克尔的仕途同法国前两任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相似,仅仅执政一个任期,那么她即便有改革欧盟的雄心壮志,也不会有更多时间和机会予以落实。但时代恰恰给了这位德国也是欧洲的女管家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并赋予了她历史的使命,使她成为欧洲一体化这艘大船的掌舵人,使欧洲一体化不断前行。
对华关系扬帆远航
中欧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德关系则是中欧关系的稳定器和定盘星。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至今11次出访中国,是当今欧洲访华次数最多的一位政要,足见她对中国的重视及中德关系的密切程度。
说中德关系是中欧关系的核心一点不为过。德国是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和制造业强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世界贸易大国,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合作潜力很大。从经贸合作来看,中德贸易额长期占据中欧贸易额的约三分之一。2017年中德贸易额达1681亿美元,是1978年的100倍,中国已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有7000余家德国企业在华投资,2000多家中国企业在德国兴业。
这些成果的取得同中德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同默克尔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开展务实合作分不开。为构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欧领导人从2004年开始加强高层互访,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而默克尔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她以战略家的眼光审视日益崛起的中国,在对华关系中摒弃了最初的德国价值观外交思维,转而奉行与中国全方位合作的务实外交。
默克尔任内,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密切交往,使德中双边关系经受住考验,不断向前发展。从2006年5月默克尔首次访华到2018年5月第11次访华,德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深深打上了默克尔的政治烙印:全面推进德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制定中德合作战略规划及行动纲要,创设中德两国政府磋商机制,保持双方高层领导人政治热度,把中德关系打造成为中欧关系的楷模,推动了中欧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创设的中德政府磋商机制,至今已举办过五轮,它是中德关系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与欧洲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一大创举。中德两国总理通过定期的高端磋商,为双边关系的深化把脉,不断注入合作动力。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中德两国强调要“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置于首要地位”,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为推动中欧关系走向深入,中德两国共同促成制定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支持《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确定的目标,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变革。两国还确定有效对接“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加强智能制造科技创新合作,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基础上,寻求“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基础设施规划的对接。


默克尔与AKK


危机管理毁誉参半
作为德国和欧洲政坛的常青树,默克尔在任内经历了几次大的欧洲政治、经济及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主要是欧盟制宪危机、英国脱欧谈判及乌克兰危机,经济危机主要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社会危机主要是欧洲难民危机。
从危机管理的视角看,默克尔应对危机的政策和做法可谓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在应对欧盟制宪危机、英国脱欧谈判及欧洲债务危机上,默克尔的危机管控能力很强,普遍受到欧洲各国的赞誉。她力主用《里斯本条约》取代饱受争议的《欧盟宪法条约》,并通过欧盟法的形式赋予欧盟领导机构更多的权限,有利于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她毫不妥协,宁可看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一次次受到英国议会的弹劾和指责,也绝不拿原则做交易,弄得英国政府进退两难、在脱欧谈判中十分被动。
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欧盟一些成员国急需得到德国的财政支持,但默克尔并没有软下心来花大钱救助,而是坚持把解决债务危机同财政紧缩、经济结构调整及社会福利改革结合起来。虽然她倡导的财政紧缩及削减社会福利政策受到希腊政府及不少希腊民众的指责,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种有条件救助的做法严重限制了债务国家的主权及国内消费需求。但从长远来看,相关政策的确有助于希腊债务危机的缓解。此外,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默克尔还倡导欧盟创设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把用于纾困的救助资金增加至1000亿欧元。她还推动欧盟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预防机制,加强对欧盟成员国的金融监管。
但在乌克兰危机管控和应对欧洲难民危机方面,默克尔的做法却饱受诟病。2013年底发生的乌克兰危机至今没有平息,默克尔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找不到有效解决之道。乌克兰危机背后充斥着美国、欧盟及俄罗斯复杂的大国利益博弈,默克尔试图通过德国独特的影响力和欧盟的软实力来协调化解冲突,却屡屡受挫。而她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数轮经济制裁的做法反而引发俄罗斯的不满,弄得她两头不讨好。
如果说乌克兰危机管控不当默克尔不必自责——因为德国的影响力有限,那么她在2015年夏欧洲难民危机爆发时打开国门、拥抱难民的举措,不得不说是她政治生涯中抹不去的“一大败笔”。无论她是出于宗教的关爱精神,还是出于为严重老龄化的德国社会吸引后备劳动力大军的考虑,她在没有征求德国朝野各政党、欧盟领导层及其他成员国政府意见的情况下就大开国门,还是有欠思考的。德国政府大开国门的后果相当严重,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泥沙俱下地涌入德国和欧洲,给德国社会和欧洲各国带来了诸多的难题。
今天看来,难民危机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难民危机助长了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和欧洲社会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思潮,为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提供了良机。难民危机使东西欧国家的矛盾分歧凸显,动摇了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凝聚力。难民危机使欧洲社会不堪重负,社会福利制度深受挑战。2015年至今,德国接纳的难民数量已超过150万人,有70%的德国民众不满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尽管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欠妥,并公开反思、修改了德国的难民政策,但其在难民政策上的失误直接导致2017年9月联盟党在德国大选中的失利,也导致默克尔在2018年10月发表了“双退”的政治声明,即年底不再担任基民盟党主席,2021年总理任期结束时也不再竞选连任。在总理任期的剩余时间里,默克尔将致力于为其政治遗产继承人、基民盟现任党主席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铺平道路。
应对挑战保守求稳
作为当今欧洲政坛最受瞩目、最受尊敬的领导人,默克尔的执政政绩是显赫的,而她执政后期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明显的。由于她不仅仅是德国总理,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领路人,因此人们对她的政治生涯及执政业绩做一个公正的评价很有必要。当今欧洲政坛的“默克尔现象”值得深思: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至今超过13年,为什么每次大选她总是屹立不倒?在她执政时代的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换了四位,唯独德国总理宝座没有易主。是德国选民守旧还是德国找不出一个与之抗衡的政治对手?2017年德国大选时默克尔领导的大联合政府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政绩单,但结果却丢失13.7%的选票,难以获得更多选民的认可,这种政治反常现象令人深思。
“默克尔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欧洲债务危机及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已波及了传统的德国社会,导致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受损,引发了社会裂变。这种情况在当今法国社会更加突出,2018年冬季法国爆发的“黄马甲运动”及大规模社会骚乱,直观地反映出了欧洲社会的裂变。而德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中产阶级在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冲击下也发生了裂变,中产阶级人数萎缩,他们的生活质量没有质的变化。有不少中老年选民担心新科技革命和大批移民/难民的到来会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于是在大选中放弃支持大联合政府两大政党。
实际上,在德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处于深刻变化的今天,以默克尔为首的联盟党及社民党政府,其政治主张已无法满足德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传统的高福利主张已然过时。与此同时,德国的政党格局正由两党独大转变为多党共治。怎样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缩小社会贫富鸿沟,实现社会公平公正,是基民盟难解的一大社会问题。默克尔任内过于求稳,政治立场趋于保守,未能提出变革求新的政治主张,因此才会出现赢了大选、输了民心的“默克尔现象”。

 “默克尔时代”即将过去?

从默克尔的“双退”表态来看,承担难民政策过失和大选失利责任是她萌生退意的初衷,但这并不意味着她马上就会告别欧洲政治舞台。作为21世纪欧洲政坛为数不多有抱负、有远见的领导人,除了治国理政外,默克尔还有推动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政治夙愿。在欧洲社会面临英国脱欧、极右翼民粹势力猖獗、欧洲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迭起以及欧洲认同观念出现裂变的当下,许多政治和社会难题需要默克尔这样有威望、有担当、有能力的领袖来化解。因此,她如果已身心疲惫或看淡一切,完全可以现在就“撂挑子”辞职,何必强调要到2021年总理任期满了才退出?以她的个性和政治抱负,应该不会“急流勇退”,因为德国和欧洲一体化还离不开她这个“舵手”。从这个意义上说,默克尔时代即将过去的判断或说法是不准确的。2019年默克尔在新年致辞中表示,自己会继续担任总理直到2021年。希望她在自己总理生涯的最后时光中能够继续为欧洲一体化、中欧关系和中德关系再续新的篇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默克尔履历:
1954年出生于西德汉堡一个牧师家庭,不久后举家迁往东德
1973〜1978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学
1978〜1990年在东德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
1986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
1989年加入德国“民主觉醒”组织,后该组织并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1990年任东德看守政府副发言人;同年两德统一,默克尔当选联邦议院议员
1991〜1998年任基民盟副主席
1991〜1994年任联邦政府妇女及青年部部长
1994〜1998年任联邦政府环境、自然保护和反应堆安全部部长
1998年任基民盟总书记
2000〜2018年任基民盟主席
2005年起任德国总理

(资料来源:德国联邦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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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型政治家:欧洲大变局中的默克尔

——专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金玲研究员

本刊记者/吴孟克

《世界知识》:作为执掌了德国这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近14年的重要政治人物,默克尔在欧洲可以说是毁誉参半、颇具争议性。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发挥的作用?

金玲:今天的欧洲出现了种种乱象,但如果因此就把板子全打在德国、打在默克尔身上,是不太公平的。就默克尔个人来说,学界的评价是,她更多的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技术型领导人,而不是一个具有战略视野的领导人。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更多地还是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欧盟的规则框架和政治现实的框架内行事。

欧洲近年来乱象的根源是一个全球性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全球化、资本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矛盾,在欧盟内部,表现为其内部的利益结构失衡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面前,之前普遍被用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利益均衡的福利体系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压力。欧盟有统一的大市场,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社会政策。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总理任职期间在德国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推动紧缩,削减了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公共支出。德国改革早、产业竞争力强、制造业份额又大,因而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拆除欧洲统一大市场内部壁垒的进程中,德国就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默克尔更多的还是从德国的经济文化、经济理念出发去行事的。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强马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控制工资水平、执行审慎的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政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因此,德国反对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反周期干预。基于这种理念,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南欧国家就是“懒散不劳动”,而且对“拿德国的钱补贴”这些国家不满。建立在上述民意基础上的德国国内政治无疑给默克尔带来了多重束缚,极大地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默克尔更多的还是在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既要稳定市场,还要稳住德国的国内政治,同时还要保证整个欧元区体系的平衡。

作为一个技术型的领导人,默克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债务危机强化了欧元区的治理,紧缩政策在像爱尔兰、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无疑,欧洲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更趋严重化的势头。例如,客观上讲,德国还是2009年欧债危机的受益者。南欧国家债务收益率的风险溢价在债务危机中被推高,德国持有了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然后,德国又利用欧盟机制逼着欧洲南方国家搞结构性改革,还债。

2019年2月16日,默克尔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会面。

《世界知识》:当今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大行其道,可以说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了决定欧洲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欧洲民粹主义的兴盛又与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紧密相关。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默克尔及其治下的德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作为?

金玲:债务危机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之一。默克尔不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人,如上面所说,她一直在寻求各种因素的平衡,试图兼顾——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因此,在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的过程中,问题不断地从经济层面向政治、社会领域蔓延。但就政策本身而言,实际上,无论默克尔采取什么政策,都会带来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比如希腊和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是反对紧缩的,而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连以对象国结构改革为条件的救助都无法容忍,其从根本上反对任何救助行为。这就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由深层次的原因决定的。

难民问题也是如此。当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欧洲各民粹主义政党打的最主要的一张牌,成为了分裂欧洲的核心议题,这个议题也将在接下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了。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他2015年的“盟情咨文”里所说的,欧盟28个国家有5亿人口,当时涌入的移民/难民总共有100多万,相比其他移民/难民来源地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接收的难民数量,欧洲面对的难民规模并不大,欧盟也完全有能力消化。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社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加剧,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认为是“外来者”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开始强调自己“欧洲的身份”,强调“民族的身份”。在这种土壤下,移民/难民主体是穆斯林的现实,使得他们与欧洲主流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凸显。这就导致了难民问题的政治化。

而在难民危机爆发的前后,欧洲恰好又迎来了一轮恐怖袭击。一方面,欧洲国家的恐袭更多地与在中东和南亚的冲突有关,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行动有关。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为实现其政治意图,不惜以破坏有关地区和平稳定局势为代价,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作为西方文明共同体的一员,在地缘上临近中东地区的欧洲自然就成为了美国所作所为的“买单者”。另一方面,也与二代移民融入失败有关,可以观察到,欧洲很多恐怖袭击的发动者其实不是新进来的移民/难民,而是之前移民的第二代。二代移民的融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是哪个政治领导人能轻易解决的。但一轮轮的恐袭恰好发生在移民/难民大规模涌入的同时,这就使得很多欧洲民众在两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从而造成了难民问题的“安全化”。可以看出,欧洲民粹主义的土壤本身已经存在,会发生差别的只会是其爆发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默克尔对难民问题的处理也非常有德国的文化特色。由于战争的历史,德国人在对人道主义灾难进行救济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当时,在叙利亚小男孩遗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充斥全网的情况下,默克尔大开国门的决定无疑顺应了德国的民意。引入移民/难民作为劳动力无疑也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根据最新的数据,如果要维持德国现有的经济增长率,其每年要从境外吸收26万名劳动力。2015年涌到欧洲门口的移民/难民数量是100多万,如果进展顺利,德国一个国家消化掉他们都没问题。所以默克尔当初高呼“我们能做到”,但她这种做法却没有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充分商量。就外来移民/难民问题,欧洲原本有《都柏林协定》,默克尔没有和其他国家充分商量就把这套规则全部推翻了。这就引发了欧盟其他国家的广泛不满:在债务危机的时候德国强调一定要按规则来,但面对难民危机的时候德国又带头突破了规则。把难民放进来了以后,德国还主张要在欧盟范围内强制分配——像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样的领导人是绝对不会接受如此安排的。

在难民问题上“撞墙”之后,默克尔采取的政策再一次体现了她作为技术型领导人的特色,那就是“堵”。欧非移民峰会、欧土协定、关闭西巴尔干移民路线都是德国主导的。当初欧尔班在匈牙利边界修墙引发了整个欧洲舆论的批评,现在欧尔班的政策却成了欧洲的政策。从这一点上来说,默克尔在试图迎合民粹主义势力的一些政策主张,以扭转国内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势头。这样的办法能否有效应对民粹主义呢?上面已经说过了,民粹主义是有其非常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的,不是光堵住移民/难民就能解决的。比如英国受到了难民危机多大的冲击呢?基本没有太大影响,但这并不能保证英国脱欧不出现。要扭转这种势头,并不是哪个政治领导人个人能做到的。尤其默克尔作为一个技术型的领导人,更多的还是致力于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大的战略设计。

《世界知识》:域外大国在欧洲的作用越来越引发欧洲各界的关注。欧洲内部很多声音主张欧洲应该团结起来,在“超级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发挥“欧洲作用”。那么默克尔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金玲:当前,欧洲人都感受到了既有秩序的崩裂。2月17日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办方发布的报告名称就是《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也恰恰反映了包括德国人在内欧洲人的普遍认知。在许多欧洲人眼中,美国人带头不遵守秩序,中国人“挑战秩序”,俄罗斯人早已经违反了秩序,这些都威胁了欧洲的利益。欧洲面临着在这些大国的博弈中进行抉择的难题——希望在尽可能保存“既有秩序”的情况下多边获利。但实际上,当前的全球体系和全球化模式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欧洲人没有去关注这些问题而是只注意国际政治的表象,即大国博弈。

欧洲人把自己定位为重要的“规制性力量”。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欧洲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去年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近期刚刚修订了《版权法》,还在准备征收“数字税”。欧盟的规制性力量之源正是其5亿人规模的大市场(虽然在英国脱欧后这个大市场会缩减)。要在欧洲做生意,就必须要接受欧洲的规则。对中国发起的投资审查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当前,欧洲正是在内部加强联合、塑造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利用作为其核心竞争优势的规范来发挥全球性影响力的。当前在欧盟大力推动的“战略自主”的根基也是欧洲联合的加强。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默克尔达成的《亚琛条约》正反映了欧洲的这种思路。

当前的大国博弈恰恰强化了欧洲作为“中间地带”所占的权重。原先欧洲追随美国的时候,其作用反而是相对下降的。现在大国博弈加剧,各大国都希望争取欧洲的支持,这就强化了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现在欧洲处在一个“可左可右”的位置,可以“择其利益而行”。近几年,欧洲也正在从“后现代”比较意识形态化的思维之中走出来,例如荷兰首相吕特最近就说欧洲不应该再把注意力放在“规则的力量”(Power of principle)上,而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力量的规则”(Principle of power),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最近几年,欧洲实际上是在战略观望,“多面下注”,试图以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当然,如果美俄安全博弈升级,做为“前沿”的欧洲脆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中,默克尔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默克尔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她2007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来中国社科院做演讲时,我就坐在台下。那一次演讲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她对中国做了很多批评,如人权问题等。但后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中德合作的深化,默克尔就更多地讲两国的合作了。从这个角度讲,默克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她希望在意识形态和德国的利益两方面实现平衡。

德国与俄罗斯交往的历史也呈现出这种特点。无疑,乌克兰危机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对欧洲、对德国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欧洲国家实力的优势并不在军事等硬实力的方面,一旦博弈转移到了这个层面,其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欧洲的安全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的繁荣也离不开俄罗斯,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德俄关系恶化,但近年来默克尔还是主张务实对俄合作,“北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默克尔推动加强了德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她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出现了问题,在既有框架内解决问题——这恰恰是技术型政治人物主导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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