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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体系升级与大国竞争
2018/12/3 14:51:19 来源: 世知网

作者:李 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大国竞争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主线之一。由于国内动员力和技术的局限,除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外,20世纪前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主要是依靠常备军争夺领土等针对局部战略利益的有限战争。20世纪以来,大国战略竞争步入全新阶段,参与者不仅超越传统欧洲国家范畴,更通过政治与技术变革进行着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之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地理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破坏力之大、对于不同国家影响之深都表明,基于技术、经济和政治社会变革,大国掌握了前所未有的竞争能力,“总体战”成为大国竞争手段和结果。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成为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新的大国战略竞争方式也开始出现。冷战时期,在核武器的阴影下,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一旦升级,不仅会对自身和盟友等第三方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超级大国竞争一方面强调贯穿和平、危机与战争时期的大战略,另一方面在经历多次危机后更加重视对竞争的管控。

大国竞争重视历史经验

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经验对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产生巨大影响。冷战初期的大国决策者,包括军事、外交部门的领导人及其幕僚,普遍有着直接参与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战期间大国竞争的经历,积累了战略规划和军事指挥的直接经验。在大战略层面,两次世界大战和战间期的历史经验促使美国意识到孤立主义代价巨大,确立了全球战略观念,下决心通过和平时期的同盟体系建设和军事力量前沿部署来与对手竞争。沙俄在一战期间崩溃,新生的苏俄(苏联)先后受到其他大国的干涉、孤立和纳粹德国的入侵,也使二战后的苏联下决心加强军备和建立势力范围来维护自身安全,为此不惜与战时盟友美英发生对抗。

同时,二战的惨痛代价使得美苏决策者在冷战时期都形成了备战和止战相结合的较理性的战争观念。例如,冷战初期,美国领导人希望通过遏制苏联来避免再次出现“慕尼黑危机”引发战争,苏联领导人的当务之急也是阻止资本主义世界在元气恢复之后重新武装德国并与苏联再战。面对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加之1941年先后遭受德国和日本战略突袭而卷入战争的教训,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在国内动员、战略方针、军事力量部署和作战理论上都将防止和反制对方战略突袭作为重中之重。此外,苏军在欧洲战区不断发展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北约在越战后积极践行的“积极防御”、“空地一体战”等作战理论也都得益于二战欧洲战场的作战经验。

尽管冷战已过去近30年,冷战时期两个体系完全对立的竞争框架也无疑具有历史特殊性,但是冷战对当代大国竞争的经验教训仍值得归纳。首先,部分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背景因素延续到当代,包括核武器、军事革命、国内体制,以及美欧与俄根深蒂固的相互厌恶与防范心理等。其次,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作为安全战略主要支柱的同盟体系和全球军事战略等,不仅构建于冷战时期,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第三,冷战经验与教训首先给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的战略思想与行为打下烙印。在美国,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等冷战后期的大战略家对决策持续发挥影响。冷战后期进入美国国安体系的政治家、外交官、军人、情报分析人员和专家学者,亲历了美国从越战后的低谷到重获主动权的转折,现在都已成为战略界的领军人物和中流砥柱。此外,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美国少壮派的战略知识体系也深受冷战影响,接受了在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地区研究领域总结的冷战经验。

冷战美苏竞争具有长期和复合的特点,双方能够竞争的前提是,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以及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竞争领域逼迫对方就范的能力。为把力量对比保持在竞争区间内,双方都竭力通过国内动员保持竞争力。长期竞争必然产生复合竞争,对参与者的国内发展、创新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都提出更高要求。在整个1970年代直至1980年代中期,苏联军事力量如日中天,但在国内经济和创新竞争中已开始显露疲态,美国观察家们对此看在眼里,依托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推出包括星球大战计划在内的加速苏联虚耗的战略设计,最终致其逐步陷入被动。

美苏竞争表明,零和博弈不能凌驾于战略目标轻重缓急之上,因为这种思维夸大局部得失的战略意义,不断扩大竞争范围,提高竞争成本。比如推动美国直接干预越南战事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夸大了苏联能够从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的收益和美国可能遭受的损失。再比如,担心阿富汗政权变动后成为美国等反苏力量“跳板”的疑虑最终促使苏联对阿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加剧了苏联内政外交困境。

军控与裁军和危机管控降低竞争的风险,但并不等于可以完全避免战争。冷战期间,美苏对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进行了较成功的管控,但不应忽视的是,双方的政策本身就是危机的成因,所采取的管控措施——如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海上隔离选项,也存在较高风险系数。双方形成了一些行为规则,并通过冷战中后期的双边条约和协议给予确认,但自1970年代末起,冷战再度进入高潮。1983年,美苏因苏方对北约演习意图的误判再度走到核战争边缘。双方海空力量在冷战末期依然危险动作不断,操作层面的默契无法弥补战略互信的缺失。

体系升级是大国竞争关键

现当代大国战略竞争,不仅是实力基础的竞争,也是战略规划与实施能力和资源转化效率的竞争。面对不断变化的竞争环境,各国都需要进行体系升级,充分动员物力和人才资源,并保持不断创新。

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军事指挥和管理体系,以适应技术变革和战略环境的变化。19世纪中后期的三场德国统一战争中,德军总参谋部在战略规划、战略动员和作战指挥方面的优势引人注目。一战前,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主要大国的陆海军都克服本国政治和军事传统的束缚,引入与德军相似的参谋部门体制,加强针对主要竞争对手的战争准备与计划。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主要大国不断开拓和完善联合指挥和战略规划体制。英国在一战末期组建皇家空军,使空中力量成为独立军种,二战期间又率先通过参谋长委员会实现了军种参谋长之间的协调。美国在二战中吸收英国经验,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二战后成立了作为独立军种的空军。基于二战经验,结合军事遏制苏联的需要,美国将全球划分为不同的战区司令部任务区,建立和完善了依托同盟体系的军事力量前沿部署,并不断强化从国防部到战区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

大国的大战略规划与执行体制也在竞争中得到创新。20世纪初,英国首先设立内阁领导下的能够协调外交、国防和殖民事务的帝国防务委员会。同时,为打击主要竞争对手在英国国内的间谍行为,进一步满足外交和海陆军等不同部门对情报的需求,还设立了军情五处和六处这两个主要的反间谍和情报收集部门。基于二战经验和冷战需求,美国于1947年建立的战后国家安全体制也包括能进行跨部门决策与协调的国家安全理事会,以及负责情报收集、分析和秘密行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体制在冷战的重要关头,如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

大国在战略竞争中都重视发挥现代国家体系优势,依托高等教育,培养和动员各领域人才。20世纪到来时,美国、英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同决策层和政府部门间结成较稳定的纽带,大学资深教师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并担任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威尔逊在一战前先后当选新泽西州州长和总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在内的高校毕业生不断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成为落实外交政策的骨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高校理工科专家学者被动员至军事技术创新项目中工作,数学、商科、外语等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提高后勤和作战效率的运筹研究、密码破译工作;包括历史学和政治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则加入战略情报局、军情六处,参与情报收集和分析,甚至深入敌后开展秘密行动。

20世纪上半叶的“总体战”为美英等国储备了大量战略人才。冷战初期,正是乔治•凯南、保罗•尼采等传统战略精英协助美国决策者确立了对苏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方向。为适应和平时期长期竞争的需求,美国进一步创新和完善了竞争所需的研究体制以及人才培养、储备和使用方式。

第一,直接通过政府研究经费拨款,鼓励大学开展军事技术创新研究和国际地区问题研究,刺激了麻省理工学院、西海岸大学的理工相关学科发展,并使苏联、东亚等地区国别研究在综合性大学生根发芽、形成体系。

第二,安全与战略研究智库形成自身特点和体系。二战之前,美英已出现一些关注外交问题的传统智库,如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要功能是充当联通政、商、学界的跨界交流平台,也组织研究,出版刊物和论著,但并不直接响应国家政策和战略需求。根据冷战需要发展起来的美国智库在决策体系中拥有更显著地位,被赋予明确任务。美国军方推动设立兰德公司、海军分析中心、防务分析研究所等专业防务智库,使学界专家有固定的涉密渠道和平台参与重要战略和技术问题研究,又不受军队官僚体制的管理和待遇的束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等综合型外交安全智库则通过“旋转门”密切了与决策体系的直接联系,增加了政策影响力。

第三,美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积极整合高校和智库的研究成果。1970年代美国国防部设立净评估办公室,其核心团队具有智库和高校科研背景,了解学界情况,重视与专家学者保持联系,邀请他们参与各种长期竞争科研项目,以突破决策体系内部的思维定式。政府外的专家学者通过上述平台,挑战了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军费开支带来的经济负担和苏联海上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上的成见,推动了冷战后期美国对苏竞争战略的调整。

对中国的启发

中国的近现代史同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竞争关系密切,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最终以四两拨千斤之势对冷战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中国尚未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角。虽然中国经济崛起发端于冷战后期,但过去30多年,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则是在大国竞争因素较弱的外部环境下进行的。这一时期,美国在东亚地缘政治议题中保持对中国的防范,其战略界也一直存在强调中国长远挑战的呼声,但多数时间里,美国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和反应具有非零和特征。

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内政外交挫折所产生的焦虑共同推动了美国战略观念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强调大国竞争,不仅不再“帮助”中国崛起,还在战略和军事层面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以消极和零和视角看待中国,多管齐下进行干扰甚至反制,将战略竞争强加给中国。

中国需要吸取大国竞争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变化。首先,国内发展的任务更为艰巨和紧要。一方面,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甚至阻力上升;另一方面,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处理和主要竞争者的关系时,是否有助于国内长远发展应成为衡量和评估战略目标的主要指标。其次,无论在战争状态还是和平时期,国家在对外事务中能够动员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通过战略目标的优先排序和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来控制成本、提高效率。第三,大国竞争不仅需要明确而理性的战略方向,也需要不断评估、反思和创新。中国现代国家体系的形成较晚,基于高校、科研机构、智库和企业的创新体系仍处于试验和完善的阶段。美国等传统大国的创新和决策辅助体系经历了“总体战”和冷战长期竞争的考验,各行业、部门和学科都已熟悉各自在体系中的角色,并和政府部门对接联动。中国的相关领域和部门需要继续升级,才能形成分工明确且相互协作、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调动各方积极性的格局;不断完善的创新体系还需要和政府部门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彼此需求和能力,提升创新和资政的水平。

(本文发表于《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20期。)

(编辑:J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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