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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一位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的法国人
2018/9/17 10:39:31 来源: 世知网

作者:潘 光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

前不久,法国桑特市市长让·菲利普·马雄到上海寻访法籍天主教神父饶家驹(Father 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的足迹,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这位法国人在那段艰苦岁月救助中国人的难忘记忆。

饶家驹1879年出生,1913年前后来到中国,在上海耶稣会圣心堂服务,并兼任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教授。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爆发,饶家驹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主持难民救济工作。他曾成功地使交战双方停火四小时,救出闸北的难民和伤兵。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饶家驹又全身心投入难民收容救助工作,先后救助了30万难民。

我的父亲潘大成(潘达)是越南归侨,精通法语,30年代初进震旦大学学习,与饶家驹有师生之谊,协助饶神父做了许多难民工作,并按他的要求和中共地下党的安排,担任了国际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以下简称“国际一所”)的所长。根据父亲留下的资料以及从其它途径收集的材料,本文就饶家驹神父创建国际救济会、饶家驹神父积极支持国际一所的工作、以及“饶家驹安全区”的重要历史意义谈一些看法。

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

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日军对上海持续狂轰滥炸并由海陆各方向对上海大举进攻,随即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日军尚不敢侵犯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据记载,仅8月13日一天, 就有6万难民涌入租界。至8月底,涌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达到70万人左右。

面对骤然出现的汹涌难民潮,收容和救助难民工作成为大上海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形势下,上海原有的慈善、救济团体立即开展了各种救援活动。同时,许多新的收容、救济难民的组织和机构也纷纷成立,或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进行重组或改组,形成了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三大难民救济体系。

上海国际救济会(International Refugee Committee)由饶家驹神父和中国银行董事长兼上海华洋义赈会会长宋汉章于1937年8月13日共同发起建立,各慈善机构代表人士与各国驻沪领事馆均参与其中。该会设有救济组、经济组和总务组,饶家驹亲自负责救济组的工作。该会成立后,即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震旦大学校园(解放后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操场,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操场)建立了三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6000余人。1937年9月7日,又设立第四难民收容所和第五难民收容所,前者收容杨树浦一带的难民,后者收容大场、江湾、南翔、真如等处难民。后来,又在钱庄会馆设了第六难民收容所。

1937年秋,眼看中国军队即将撤离上海,饶家驹神父预见到难民问题将更趋严峻,而狭小的租界无法接收更多难民,遂提出在租界外的南市地区设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设想,并为此四处奔走。饶家驹神父作为互相视为敌人的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以多重临时身份分别与上海市长俞鸿钧、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协议”,同意在南市设立一个供非战斗人员居住的区域,在战争时期保持该区域的非军事化。由于各方在该区域性质和主权等问题上争执不下,饶家驹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个使用自己名字的特定名称“饶家驹区”(La Zone Jacquinot,也称“饶家驹安全区”),获得了各方的认可。于是,由上海国际救济会、上海市政府和日军当局三方于1937年11月5日达成协议,确定成立由饶家驹神父为主席的机构,负责主持此事,并宣布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开始实行。就这样,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战争时期的平民安全区——“饶家驹区”在中国的上海诞生了。

此后,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市救济会和上海国际救济会各自在南市“饶家驹区”内设立了难民收容所,各同乡会也设立了众多难民收容所。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使上海的难民收容工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据专家估计,“饶家驹区”总共收容了约30万难民。

父亲生前曾讲过许多关于饶家驹神父积极组织救助难民的事,他留下的一些零碎材料集中反映了饶家驹神父做难民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事必躬亲,总是到第一线去亲自落实各项工作。二是善于周旋,在极端对立的各方之间耐心细致地劝说和解释,往往在最后一分钟使各方达成妥协。三是富有远见,在“八·一三”之前就已考虑难民问题并开始筹组国际救济会,在1937年秋中国军队离沪前便商讨建立南市安全区,总能在事态恶化前先行一步。

饶家驹神父与国际一所的难民工作

父亲留下的许多资料都是关于国际一所的。该所于1937年8月15日在震旦大学操场设立,是“八·一三”以后上海租界内建立的第一个难民收容所。由于万事开头难,饶家驹神父对国际一所格外重视,亲自担任该所主任,由上海著名大律师陈志皋任副主任,中共地下党员黄定慧(黄慕兰)女士出任总干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家父潘达为副总干事,后又担任过所长。此后,国际二所和三所也在震旦大学操场建立。

从8月15日开始,由饶家驹神父亲自指挥,在震旦大学操场陆续搭起八个大竹棚,每棚可住400人左右。同时还搭建了总部办公室、所办公室、储藏室、医务室和病房。此后几天,从闸北、虹口等处过来的难民便陆续抵达。进入10月,难民潮达到高峰,仅10月18日,国际救济会就从闸北援救难民1.2万余人,其中一半以上安置于震旦大学内的国际一所、二所和三所。

家父回忆,国际一所内设如下机构:教导组,负责宣传、教育和扫盲;收容组,负责收容、遣送和统计人数,每天向国际救济会送报表,由该会按人数发给口粮和生活用煤,组织生产自救等;卫生组,负责保健、保管和发放棉衣等生活用品,还设有10多张病床的小医院,由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修女管理,每天由广慈医院派医生、护士四五人来所义诊发药,病情严重者送广慈医院治疗;给养组,负责粮煤等给养领取、使用和保管;警卫组,负责安全保卫、调解纠纷。工作人员共五六十人,多为进步青年和救国会成员。家父提到,建所之初,饶家驹神父几乎天天来所与大家商讨收容救助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困难,还去看望难民。进入10月后,因为饶家驹神父忙于商谈建立南市安全区事务,来一所的次数少了,但仍经常通过电话了解情况。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难民所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国际一所和其它难民所也十分重视难民教育工作。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担任国际救济会教育组负责人,教育界、文化界、慈善界众多名流也积极支持、参加难民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分儿童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三个层次进行。儿童教育借附近小学教室上课,使儿童得以在较好的环境里学习。难民所组织难民积极参加职业训练,方式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尤其注重自身能力和卫生习惯的培养。不少收容所组织妇女刺绣,生产工艺品,并组织青壮年参与制造和推销工作,还有难民所办起了玩具工厂和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工和专业人员。

对一些有文化基础的青年,难民所还辅导他们阅读《西行漫记》《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和文章,并在课后组织他们写感想、出墙报。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有些难民所甚至组织起了读书会,每一周或半月组织一次学习心得交流讨论会,还邀请进步学者、社会名流来给难民做专题报告。

教育效果最好的是通过文艺活动,特别是歌咏。歌声能唤起人们的激情,且又易学易会。一些民歌被填了新词,都是难民们亲身遭受的经历和抗战的号召,一些革命根据地的新歌也开始传入难民所,如《大刀》《救亡》《义勇军进行曲》《抗敌歌》《新四军之歌》等,收容所里抗日歌声不断。歌声中,难民们懂得了爱国救国、不做亡国奴的道理。

中共地下党的难民工作委员会在上海难民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国际一所特别突出,中共党员在国际一所中的力量最为强大。“八·一三”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将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漕河泾监狱、提篮桥监狱中保释出来的中共老党员30余人秘密安排到国际一所和慈联会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内医治疾病,等待分配工作。这批同志后来不少人从难民所去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共和新四军的领导骨干,有的还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家父认为,饶家驹神父是察觉到中共在国际一所内的活动的,但只要有利于难民工作,他都不表反对。如家父用“遣送回乡”名义安排难民去苏南加入新四军,就获得了饶家驹的支持,还向每人发给路费5元。

“饶家驹安全区”载入《日内瓦公约》

“饶家驹安全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使30余万中国平民免遭战火的杀戮和伤害。这30多万人的后代大概有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生活在上海和中国、世界各地,也会永远铭记“饶家驹安全区”的救命之恩。

其次,它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保存、输送了大批有生力量。从1937年秋冬之交开始,上海各难民收容所、特别是“饶家驹安全区”中的青壮年难民便开始走出上海,奔向全国各地,参加由国民党或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由于中共地下党在难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上海周围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主要在共产党和新四军领导之下,因此大批难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有力地支持了上海郊区、苏南、苏北、苏中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上海工厂陆续复工以后,中共地下党又从收容所中选出50名党员干部,派到各厂开展工人运动。后来,在全国各条战线上有几千同志都和当年难民收容所血肉相连。从难民收容所走出来的青少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共和新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刘述周和杨堤,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的著名经济学家吴大琨等等。

第三,它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模式。“饶家驹安全区”开创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饶家驹神父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在抗战期间的武汉、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饶家驹安全区”的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复制,特别是1938年10月,在武汉沦陷前,饶家驹神父亲自领导了汉口难民区的创建,再次救助了4万中国难民。

1937年11月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卡拉姆(L.P.Calame)多次参观南市难民区。经他提议,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主要动因就是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成功实践。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年,63国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包括四个公约,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公约及其“附件”可以看到很多南市难民区的影子,其评注作了更具体的介绍:“1937年中日战争期间,一个中立区也在上海建立起来……它被称为饶家驹区,是为了纪念成立这个区的人。”1977年,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签订,以补充和澄清1949年的文件,在评注的注释中再次提及“饶家驹区”案例,可见其确实在国际社会为战时保护平民所做的不懈努力中具有开拓性作用。

尘封的历史公之于众

1940年6月,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他的祖国正在遭受侵略,他要回去帮助他的同胞。1945年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来到德国柏林,从事救济德国难民的工作。1946年,他因病在柏林去世,享年68岁。遗憾的是,由于二战及后来冷战等原因,饶家驹被世人遗忘多年。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披露饶家驹的感人事迹。20世纪初,美国学者阮玛霞写成了《饶家驹安全区》一书。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逐渐公之于众。

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原“饶家驹安全区”所在的南市地区落成。一些中国留德学子和上海等地的历史学家几经周折找到了饶家驹在柏林近郊的墓地,并为墓地捐款制作了镶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的中文“仁者爱人”由著名学者余秋雨题写。2013年9月10日,圣湖公墓里举行了一场纪念饶家驹祭祀仪式,中国和法国驻德使馆的代表、德国外交部官员、柏林的华人华侨、当地的居民参加了肃穆庄严的仪式。

(本文首发于《世界知识》杂志2018年第15期。)

(编辑:JSR)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