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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无法遏制中国
2018/3/8 9:43:01 来源: 世知网

作者:史之

自美国正式推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概念以来,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作为该战略概念正在成型的核心架构逐渐走上前台,受到中国方面强烈关注。

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亚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美日印澳四国西太平洋海上合作机制磋商启动。同月,四国在菲律宾马尼拉东亚峰会期间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就亚洲的基本规则秩序、航海与公海上空飞行的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连通性、海上安全、朝鲜威胁及不扩散、恐怖主义等七个议题进行探讨。

2017年12月1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虽没有直接称美国的亚洲政策为“印太战略”,但重申“印太”,表明有关地域联动意识正式进入美国构建地区战略的官方思维。

2018年1月18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会上,美日印澳四国军方代表聚首,除讨论如何维护“印太”地区的海上秩序外,还大谈中国崛起对“印太”地区的影响,不点名地指责中国“破坏‘印太’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包容的潜力”,点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张”表示忧虑,还暗指中国“一带一路”背后潜藏军事动机,强调四国必须合作创造环境迫使中国改变。

2018年1月19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美军将“通过强化前沿军力部署和提升同盟合作等方式,维持在核心区域的军力优势”,强调“要更加重视利用盟友和伙伴国的力量”,以印太、欧洲、中东和西半球为重点,着力构建相互尊重、有机协作和责任分担的区域盟友伙伴体系。

至此,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合作加速向构建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价值观准同盟”方向演变,并且更加清晰地表明其在美国、日本、印度各自和共同的“印太”战略中的核心架构地位。

无论是“印太”战略概念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并非全然的新生事物,而是经过了十数年的酝酿演化,属于印度洋、西太平洋两大地缘政治版块交汇,以及美日印澳四国基于共通价值理念、战略安全观念将彼此间已有的双边、三边战略对话管道、军事同盟准同盟机制或安全伙伴合作平台相互拓展、串连、衔接的产物。

美日澳早在2006年3月就举行了第一次外交部长级别的战略对话,至今已举行七届。2017年8月7日三国第七次部长级战略对话重申三方战略伙伴对于确保基于法制基础之上的自由、开放、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亚太与印度洋及世界的重要意义。

美日印三方在2011年12月启动司局长级对话,搞了四次之后,2015年9月在纽约升格为三边外长级对话。2017年9月18日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晤,强调以“有活力的、遵循法制的”架构为基础,建立“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并且一致同意在“印太”地区加强经济合作,特别是地区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2015年起,美印“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纳入日本参与。“马拉巴尔-2017”海上联合军演历时8天,三国共派出包括各自航母在内的17艘舰艇及数十架战机参演,声势和规模均为历年最大。

日印澳三方2015年6月8日在新德里举行了首次三国副外长级磋商,迄已举行四届。2017年12月13日日印澳第四次三边高官对话会就包括对印太地区事务和三边合作的所有问题交换了看法,讨论了三方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最早由日本安倍晋三内阁于2007年在其第一次执政期内发起,旨在以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为名打造明显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2007年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美日印澳四国助理国务卿级别外交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但在2008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后,因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换届和印度的不热心而未再举行。

2016年已第二次执政近四年的安倍晋三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其上任后首个对印度政策演讲,其中提到“我们正在从美国、印度和日本之间重要的三边关系中获益。而当我们展望未来,依然有邀请其他人——包括澳大利亚——加入的空间,来建设我们共同的目标和倡议。”

而美国、日本分别在双边渠道上与印度强化战略安全对话与合作的趋势自小布什时期就已开始,到安倍、特朗普、莫迪任内呈更加聚合之势。

美日以及美印、印日基于相同和各自战略考量进行的双边互动,是“印太”战略概念逐渐成型、美日印澳安全合作重启的最主要驱动力量。印度近年对中国“西进”印度洋、削弱其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主导性的强烈战略担忧和竞争意识进一步强化了有关趋势。

应对中国崛起,牵制、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是美日提出“印太”战略概念、美日印澳加强四边安全合作的最基本考虑和共同战略利益所在。

目前,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重点关注“印太”衔接部的海上安全局势。在具体合作领域上,四国将继续借打击海盗、人道救援与维护航行自由为名,加强对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水道的控制,提升协同军事行动能力,谋求在南海地区显示存在。

另据路透社援引《澳大利亚金融评论》2月19日报道称,一名美国资深官员透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正探讨“一带一路”替代方案,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同日报道称,澳外长毕晓普证实,美日印澳高官正探讨制定一套联合发展基础设施的“大计划”。

未来四边“准同盟”是否进一步由虚入实,值得关注的风向标是:会否建立四边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机制,充分协调彼此防务和对华政策;已有美印日参加的“马拉巴尔”军演会否吸纳澳大利亚的参与,正式拓展为四方联演。

对于美国亚太战略的拓展调整和可能出现的“菱形包围”,中国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可泰然处之,当然也需要避免被拖入以地缘政治竞争和海上军备竞赛为基本面的“新冷战”的思维和行动陷阱。

我们要确信,首先,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崛起大势已成,需要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集中精力推进改革。

其次,中国致力于自身的和平发展,亚洲政策的核心是以建设“一带一路”为主轴的经济、民生合作,这种合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势不可挡,更是无可替代。

中国是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合作伙伴,而本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首要需求仍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亚洲互联互通日益深得人心。中国周边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被人为制造和突出起来的安全议题分散了精力,不愿在大国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不会支持一场新的区域型冷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趋势不是哪个或哪几个国家能够遏制和离间得了的。

第三,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普遍关注着中国按照符合自身特点的路径成功发展的经验,所谓以“价值”划线结成合作阵营在本地区缺乏市场。

澳大利亚是目前美日“印太”战略概念和四方合作的薄弱环节。由于澳大利亚位于亚洲和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缘和人文位置,其对中国市场的高度倚重和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在“脱美入亚”、“倚美制亚”不同战略倾向之间摇摆的特点,一直拒绝在美中之间公开选边,也希望从美中合作中获益。“澳大利亚既可以是美国的盟友,也能做中国的伙伴”,这一观念虽然近年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和亚太安全局势的紧张化而有所削弱,但澳大利亚心中另一大迟疑却同时在增长,那就是:从全球领导责任中不断撤退、收缩的美国还可依靠吗?

2018年2月下旬,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美,尽管双方在涉及战略、军事、安全、经贸的一系列领域达成共识,但澳方未能在劝说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取得实质成果,彼此关系仍存在分歧。

特恩布尔访美前接受英国《卫报》采访表示,威胁是能力和意图的组合结果,我们并没有看到来自中国的任何敌对意图,不把中国说成威胁。特恩布尔还说,澳大利亚和美国不用“过时的冷战视角”看待亚太地区,特朗普总统“懂得中国崛起的经济意义和机遇”。

印度对中国的战略疑虑情绪目前处于高涨时期,这主要是因为这个长期以“全球大国”“南亚主人”自居的国家一时对中国在南亚次大陆经济影响力和印度洋军事存在的扩大感到无法适应,陷入“拉美借日制华”和“东向行动”的思维难以自拔,目前的对华政策更多拘泥于问题导向。但是,在深重的对华竞争意识之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也存在着寻求合作、避免对抗的一面,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印合作共同托举亚洲乃至发展中世界未来的思维也没有在印度完全失去市场。

美日印拉拢越南加入“准同盟”框架的动向亦值得密切关注。近年美越防务合作逐渐突破禁区得到加强。3月5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抵达越南中部港口岘港。这是1975年越战结束后美国大型军舰首次访越,标志着美越军事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

长远看,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未来有赖于各方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以命运共同体和共同安全理念取代相互制衡的战略。从此意义上讲,美日印澳四国研拟联合发展基础设施的“大计划”,并不可能取代“一带一路”的作用。如果中国能与四国加强战略对话和政策沟通,说不定可以协调出一个群策群力各施所长推动亚洲发展共赢的局面。

2018/3/7

(责编:shuzi)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主管